新永利娱乐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5 21:17:10

今日,G上汽能否收在3.62元就成了明日能否套利的一大前提。当然,套利远不是这么简单,还有明日的抛盘量、卖价等因素,其中风险不可小视。

这两天,最吸引人眼球的不是大盘的下跌,而是G上汽(600104,昨收盘3.69元)复牌后的上蹿下跳。

复牌首日,G上汽大跌33.14%,上汽集团投入的6.5亿元增持资金也如同泥牛入海,上汽集团账面损失近1亿元。而在昨日,G上汽大涨6.96%,上汽集团亏损缩小至5000万元以内。

“肯定是有人看中了我们还将投入近4亿元资金,于是在今日买进,以便进行套利。”上海汽车(资讯行情论坛)董秘办的相关人士昨日表示。根据公告,明日起G上汽大股东重新实施增持,除非公司股价不低于每股3.98元或10亿元用尽。

该人士还表示:“从10月27日起,在连续两个月内,我们将持续在3.98元挂单委托买入上海汽车,除非资金用完,但如果3.98元超过了当日的最大涨幅,则委托将属于无效委托。也就是说,如果10月26日的收盘价低于3.62元,那么,我们在10月27日将无法买入。”

目前,上汽集团承诺的10亿元增持资金还有34807.6万元没有使用,如果以3.98元买入G上汽,还可以买入8745.6281万股。

明日该股是否能达到3.98元,而今日买入,明日是否还有套利机会呢?分析人士称,这取决于今日收盘价、明日抛盘数量两大条件。股价:今日攻上3.62元

根据交易规则,个股单日最大涨幅为10%,3.62元×(1+10%)=3.98元。也就是说,今日收盘价能不能达到3.62元及以上是明日G上汽大股东以3.98元的集中竞价挂单有效的先决条件。

在此情况下,明日将无法实现套利,今日如果买入G上汽,套利时间将延后。而上汽集团承诺的增持期为两个月,增持期一过,套利机会就不存在了。

此时,上汽集团3.98元的买单有效,投资者就有机会以一个较高的价格将股票卖给上汽集团。

在满足第一个条件之后,明日能否套利成功,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明日开盘时抛单较小,最好不要超过9000万股。

由于上汽集团明日仅能再增持8745.6281万股,目前该股流通盘为131695.16万股,除开已增持的16380万股,还有115315.16万股可流通。如果这些股份全部在明日抛出,显然不可能都成交。

华夏证券汽车行业研究员宋炳珅指出:这其中有一个博弈的过程。G广控、G宝钢的例子在那摆着,增持计划一旦完成,短期内就很少有大资金去买。这样,很多G上汽的持有者一定会在明日卖出。

如果这115315.16万股中很大一部分在明日抛出,而上汽集团的买单不到1亿股。为了能抛出,肯定有人会考虑挂出低价,而不挂3.98元去卖,甚至可能挂跌停价以确保成交。按照集合竞价的规则,G上汽的开盘价肯定会低于3.98元,在3.62元之下都有可能。如果你的成本价高了,就很可能被套。

宋炳珅表示,这段时间G上汽的股价和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从长期来看,公司的基本面难以很快好转,并不是一只较好的长期投资品种。记者毛晋楠

2005年无疑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民众和网络不绝于耳的批评和指责,使一向风光无限的主流经济学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对中国经济学现状的认识和评价,可能将成为我们对改革路径的反思和探讨的由头。日前,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华工商时报》: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上几乎只有经济学家在长袖善舞,经济学家因对政府决策独特的影响力而成为社会科学界最为耀眼的明星。与此同时,我们几乎听不到来自其它学科的任何声音,你怎样看这种现象?

丁学良:我想这是因为在过去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把一个社会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更高目标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我们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总是在一段时间里,让一个目标压倒一切目标,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等我们要纠偏的时候才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已经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几乎听不到其它学科发出的声音,而老是经济学家在唱独角戏,就是因为在这些年里,很多人误认为发展经济就是经济学的事情。其实不是,在任何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法律、社会学、政治学包括经济学本身还有不同的学科,他们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在某一个具体政策上。不同学科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大,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像社会学重视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公正,法学重视的是程序的公正,而政治学最重视的是政府的效率和成本。不可以剥夺其它学科只让某一学科讲话,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重点,这就是为什么在英文里,社会科学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只有让不同学科的人在一种正常的、常规的方式下,互相对话、互相辩论,然后才能让决策层汲取不同学科的合理经验,使之变成一个综合工程中的合理元素。

丁学良:在西方经济学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公共的学科,经济学和物理学、数学一样,所讨论的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问题。经济学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很Public(通俗的)的学科呢?

中国的经济学太热闹了,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什么问题他们都敢谈,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

《中华工商时报》:您怎样看由经济学家倡导并参与制定的政策所造成的失误,如教育改革?

丁学良: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问题其实都不是经济学问题,在国际上,这些问题属于其它学科研究的领域,就是因为不让其它学科讲话,才出现了搞经济研究的人什么都可以谈的情况。再加上在中国,经济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所以很多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和讨论方式,最后都以经济学的名义在说话。这样提出的建议和对策不出问题才怪。

《中华工商时报》:为什么最近一、两年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家有那么多的批评和指责?

丁学良: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西方从事经济科学研究中最优秀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只能受银行、投行的雇佣,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绝大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和西方国家银行里的经济分析师比较像,他们是为一个产业说话,只是水平还不如他们。国外最好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全世界最好的经济系当教授、做研究。

丁学良: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独立的研究来的。在西方,也有经济学家当大官,但他们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

晨报讯(记者高翔)昨日,北京的财经观察员水皮在一篇名为《谁挟持了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文章中批评说,在最近的股改中,一些机构投资者正在成为挟持股改的力量。

文章说:“目前主导股权分置改革的不是投资者,不是大股东,甚至也不是管理层,而是所谓的机构投资者,其中的代表不是别人,正是基金……”

由于这一批评触及了目前股改中的最新症结,且列评了西山煤电(资讯行情论坛)的例子,引起了市场人士的关注。

在西山煤电近日结束的投票中,总持有量位居流通股第一位的基金易方达希望把10送2.8的方案提高到10送3,并因此公开投了反对票,但最终由于基金同行集体投赞成票导致否决方案流产,而易方达距“成功”只差不到300万股的投票权。

此事引出市场关注的一个话题:易方达这样优秀的基金投了反对票,其他的一些普通基金公司为什么投了赞成票?投赞成票的基金代表的又是谁的利益?其为什么不能和易方达形成共识呢?

对此,记者昨日下午连线了西山煤电董秘宁志华,他否认有“内幕交易”,他说:“我也很不理解为什么易方达要投反对票,除了他们之外的24家公司可全是赞成票啊。”宁志华坚称,西山煤电“不可能有猜测中的‘内幕交易’,更不可能像传言中的一些公司那样‘买票’过关”。

北京一位券商表示,买票过关的问题只是个案,由于证监会今年是铁了心要将股改搞成功的,因此,监管一旦上来,就可以为股改保驾护航。他说,由于保荐人做成一笔股改生意是150万元的费用,文章提及的情况在一些营业部有所发生,“谁希望到手边的150万元飞了呢?对想投反对票的投资者适度公关可以理解”。

10月11日,“长沙市反腐倡廉五年成果展览”开幕。这个展览历时一个月,集中曝光了近5年来长沙21个大要案例,其典型之一是长沙市商业银行原行长张烨案。

经查证,张烨在担任长沙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长商行”)主管信贷副行长、行长期间,帮助彭建平获贷5.5亿元,后者转而将资金投入泰阳证券和恒信证券,以及其在长沙的房地产项目。彭向张烨提供现金及实物作为回报。

今年2月24日,经长沙市中院二审判决,张烨因受贿罪获刑7年,没收其非法所得上缴国库;5月27日,彭建平因行贿罪被雨花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罚处40万元。

湖南省纪委上述高官告诉记者,此案发生于2001年至2004年,期间正值全国城市商业银行“样板”———长商行股权频繁变更之际。随着此案终结,围绕长商行、德隆系、鸿仪系之间的资本故事,也日渐水落石出。

张烨出任长商行行长的时间并不长,其升迁之路与长商行1998年的一个增资扩股有关。

长商行成立于1997年5月,由17家城市信用社合并而成。长沙市政府作为最大的发起人股东,持股比例超过40%;第二大股东为湖南“电信系”,包括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和天辰通讯(现为长沙电信控股子公司)等电信企业,持股总量超过30%;而余下不足30%的股份,自然人股东和上千家中小企业零星持有。

由于总资产一直徘徊于30亿元至40亿元之间,且不良资产占比高达60%,长商行于1998年增资扩股。

按当时的方案,长商行增加1亿股,来自湖南“电信系”的七家公司,各认购数量从1000万元到1500万元不等的股份。此番变故之后,“电信系”以总量达到53%的持股比例,取代长沙市政府成为长商行第一大股东。

原本由长沙市政府委派的董事长和行长,在2000年的董事会换届中双双出局。“当时‘电信系’准备推荐湖南电信实业集团投资部经理洪星出任长商行的董事长。”天辰通讯一位高管告诉记者。

但“电信系”的计划受到来自长沙市政府的阻力。僵持之下,洪星仅出面担任长商行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则由分管商贸工作的长沙市政府副市长向力力出任。

股东之间的矛盾不断被激化。在2001年年底召开的股东大会上,作为主要股东的长沙市政府,单方面宣布湖南“电信系”董事会席位(持股1500万股以上股东可有一席)有两票无效。

而把持话语权的长沙市政府,自2002年起即加大了对长商行的扶持力度,其业绩也大幅攀升。

截至2002年末,长商行资产总额172.8亿元,利润1.0189亿元,存款余额135.07亿元,贷款余额66.52亿元,不良资产率13.37%。多项指标位列湘鄂赣三省城市商业银行之冠。

2002年年初,一场围绕长商行股权问题的诉讼随即展开。其时,张烨上任伊始。

此案原告是失去董事会席位的湖南“电信系”两家公司———国讯公司与湘银金饰公司,被告是长沙市政府。

考虑到“电信系”退股可能直接影响到长商行在本地的声誉和业务,长沙市政府顺势又推出一个增资扩股8000万股的计划。

2002年6月中旬,上海一位李姓律师代表三家公司与湘银金饰公司、国讯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据一份内部材料显示,此番委托三方分别为上海中企东方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企东方”)、陕西众科源新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众科源”)和株洲锦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锦云实业”)。

中企东方成立于2000年10月19日,法定代表人唐万川系德隆唐家四兄妹之老三;众科源一度持湘火炬28.12%的股份,位列第四大股东,而湘火炬则为德隆的控股上市公司;锦云实业与湘火炬同设于湖南株洲,两者存在关联关系。

据当时签订的协议,中企东方、众科源共同收购湘银、国讯两公司名下共计4460万股,收购价格为1.6元/股。双方约定,协议生效预付一半款,待股权过户后付清余款。

经测算,此收购一旦完成后,中企东方、众科源实际持有长商行约2900万股,约占9.4%。如锦云实业顺利完成对其他长商行股份的收购,德隆有望跻身长商行大股东之列。

在此协议达成的当天,湖南“电信系”各企业相继撤销了关于长商行股权纠纷的诉讼。不过,在随后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召开的两次协商上,由张烨代表的长沙市政府方面两度缺席,方案因未达成共识最终流产。

2002年底,长商行最终采取了定向募集的方式,由市政府选择新股东。尽管期间包括首都旅游集团等诸多投资方对参股长商行表达了意愿,但最终入主长商行的,是长沙本地上市公司通程控股(000419)及其控股公司通程实业。

巧合的是,彼时通程控股持有恒信证券约20.01%的股权,而当年年初,德隆系刚从北京德恒投资公司购得恒信证券53%的股份,成为名副其实的控股股东。

这样一来,以“德隆—恒信—通程”来参股长商行的另一暗线,实际已经成行。

公开资料显示,长商行增扩8000万股至3.1亿股,其中长沙市政府再度购入3300万股,由此共持9000万股,约占总股本的29%;通程控股及其通程实业分两次以1.2元/股的价格认购4700万股,约占总股本的15.14%。

责编:

未经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 Copyright © 1997-2017 by http://www.wtianx.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