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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11:12:24

北京市国资委主任熊大新表示,该活动对投资方的身份没有限制规定,只要具有相当实力,无论外资、民营或国有资本均可入股。对于拟完全转让或大部分转让的企业,选择投资方的标准就是价格;对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来说,对方的战略、市场、人才等也是必要的考虑因素。

宁波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陆仁中告诉记者,“北交所的这一推介,是一种尝试,业内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浙江的经济发展很活跃,国企改制早已完成,北京的国企、中关村的项目,对浙江民企都是机会,有利于调整升级浙江民企的产业结构。”

陆仁中说,“以前的推介,多为政府部门直接操作,推介会以后的项目进展情况,关注度不是特别高。现在,产权交易所搞了这样的推介活动,后续工作肯定会持续关注。有些项目,尽管有难度,但是,产权交易所也会尽量去促成。无论是北交所,还是我们浙江当地的产权交易所,都会全力以赴,促成两地交易。”

在温州推介会现场,记者看到,100多个座位全部被参会企业家坐满,后来会务人员又增加了20把椅子仍未满足需求。会后,十多位温州企业家来到相关北京企业的展台前,问了诸多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比如改制国企的员工安置问题、控制权是否可归投资者所有的问题等。

浙江财富集团、温州财富联盟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豪,对北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纺控股”)的若干个项目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散会后,他跑到北纺控股企业调整部部长姜永平身边,仔细询问对方是否愿意接受风险投资资本的参股,有何资本推出机制,是通过上市还是其他什么途径。同时,黄豪直言不讳地袒露了对过去参与国企改制不顺利的担忧。

姜永平说,“我们这次推出的大都是业绩优良的国企,盈利的多,只是利润率比较低。我们之所以改制,一是该变产权结构,二是改变经营理念。我们拿出来的这些企业,投资后的增值空间巨大。只要能把企业搞好,在产权上和经营方式上按照目标完成改制,风险投资也是受欢迎的。”

温州市投资协会会长、中瑞财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孙国敬告诉记者,“我们组织了很多有实力的会员参与此次股权推介会。他们对北交会推出的一些项目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上海的国企改制,温州商人已经参与进去了,效果很好,他们很喜欢。因此,这次北交所来温州推介国企改制,他们参与很积极。如果能打消他们对北京文化壁垒的忧虑,会有很多温州企业家参与这些北京国企改制。”

对于温州企业家对北京国企改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周德文如此解读,“为什么会出现温州炒煤团,温州炒房团?就是因为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商人,找不到好的项目去长期投资,只能搞短期炒作。温州民间资本的一个出路,正是全国各地正燎原展开的国企改制,像北京这样的好企业更有吸引力。温州炒房团炒煤团完全可以去炒股权。”

周德文进一步解释称,“以前在地方看来,北京高高在上,深不可测。过去数年中,外地省市到温州进行招商推介,平均每年有高达2000多个项目,从来没有一个是北京的。所以这次北交所携带这么多项目过来,是一次非常重大的突破。从情感上讲,进入北京投资,在温州企业看来是一种成就;从企业发展上讲,到北京去投资,也能解决急需对外扩张、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分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郑巧容认为,“温州虽然全民皆商,但多投资一些中小企业。温州人很少有去北京投资的。换成是上海,如果有这么多好的国企改制项目需要融资,温州商人不用他们过来推介,自己就会找上门。这里面完全是文化的差异。”

郑巧容说,“所以,这次北交所到温州来推介国企改制项目,是想打破这一文化围城。北京的国企必须放下身段,实现突围,才能吸引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去参与改制。北交所是在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去北京投资,不用有太多顾虑。消除投资者的心理顾虑,做好政策解读,这是最为重要的。”

具体言及此次北交所在温州推介的项目,周德文说,“北京纺织控股公司这次带来的一些下属企业,比如北京毛线厂、大华衬衫厂、清河毛纺织厂等等,都非常有吸引力。我们温州本身就是全国著名的轻工业城,完全可以通过对这些优质厂投资,实现两地资源互补。”

“而且,温州立法征地之后,商业用地的成本越来越高,有的工业用地已经高达200万元/亩。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必须到能够增值的地方去。”周德文说,”北京国企也需要外来资金参与产权改制,需要民营经济的管理经验。所以这次北交所带着好项目来温州推介,是一种非常好的多赢化举措。”

周德文说,“温州许多有实力的商人,对这次北交所推介的项目,产生了浓厚的投资兴趣。他们要求组团进京考察,比如去实地看看北京公路桥梁建设公司的三个项目等等。而且,在北交所完成这次推介后,他们还和我们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回去后就向我们发出了组团前去考察这些项目的邀请。由于双方都有意思,我们决定在春节后进京考察。”

据周德文透露,1月8日,温州将召开为期6天的两会。由于大部分在温州有影响力的企业家都是两会代表,因此,在会议过程中,对于投资北京的国企改制,将会成为这些企业家广泛交流的一个话题。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月5日再创新高,这也是人民币汇率连续第8个交易日上扬,成为自去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涨势。美元兑人民币昨日收于8.0657,盘中交易区间为8.0675至8.0646。美元兑人民币周三收于8.0676。

一位交易商表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周四延续了上一交易日的跌势,新的询价交易方式的推出仍在带动市场人气。该交易商表示,预计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周五将小幅上升,波动区间会恢复到近期的正常水平。

高盛昨日发表了与德意志银行类似的观点,认为虽然中国央行仍坚持人民币汇率每日只能在中间价上下0.3%的范围内波动,但周三人民币询价交易方式的引入可能为人民币加速升值铺平了道路。一位高盛人士表示,新交易方式体现出的重要技术细节是,每日的交易不再与次日的中间价存在任何关联。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只要定盘程序确定一个很高的中间价,则现在人民币的任何升值幅度都是可能的。

日本财务省事务次官细川兴一在昨日的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中国的上述举措会否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时表示,他必须在观察到中国的上述新机制是如何运作后,才能对其进行评估。

而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次官渡边博史则告诉记者,作为一项外汇政策决定,这是一个不错的进展。他表示,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可能使得人民币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杭州市余杭区原副区长马惠明受贿案日前一审判决,马惠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检察机关指控,马惠明受贿的大部分是通过接受他人提供的赌资、拼赌分红等途径获取的。《第一财经日报》调查获悉,马曾与当地一些企业家频繁赴澳门豪赌,而他的一些官场“赌友”,也在涉足境外赌场的过程中接受企业家的贿赂。

检察机关称,马惠明参赌只赢不输,其赌博“招数”有四:其一,马自己不用动手,在赌场上跟着某一老板,而这一老板将赢得的筹码当成礼品送给马,由他自己直接将筹码换成现金;其二,由某一老板出赌资,马自己当“操手”,输了了事,赢了全归马所有,包括由老板提供的赌资;其三,在赌场与几个老板“拼赌”,赌资照样由拼赌的老板出,马坐收其成:输了由老板承担,赢了按股分红;其四,马在得知某老板要去境外赌博后要求“拼赌”,而马并不亲自去,方式同上。

如此这般,马惠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大“赚”300多万元。这也让马惠明彻底打开了受贿敛财之门。

金建春,浙江琴鸟木业装饰有限公司(下称“琴鸟木业“)法定代表人。这位在余杭乃至杭州家私界名动一时的企业家,2004年9月因涉嫌合同诈骗、虚假出资罪被捕。余杭区检察院证实,由于金建春频繁涉足境外赌场,几年内输掉3000多万元,企业濒临破产,为了还赌债,“金走上了诈骗犯罪的道路”。

来自杭州检察机关的资料显示,“金建春的被批捕,使得当地与金等人一起多次涉足境外赌场的官员惶惶不可终日”。

果然,2005年春节前夕,一封有关“马惠明与金建春等人一起参与境外赌博”的匿名举报信寄到了杭州市纪委、杭州市检察院。杭州市检察院随即派员介入金建春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经初步调查,检察机关掌握了马惠明涉嫌借赌博之名收受他人贿赂的部分证据。

2005年7月22日,杭州市检察院依法对马惠明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同日,已经从副区长位置上下海到杭州一家知名民营企业任副总经理两年之久的马惠明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日,马被依法逮捕。

拿自己的行业说事,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之前,田丰(化名)一度有些抵触。尽管记者承诺不涉及其姓名和公司,但“从别人的口里说出来和我说出来,是两回事”,他一直如此强调。

相对而言,某肿瘤医院医疗器械科的采购员张国华(化名)则坦诚得多:“哪一个行业没有带金销售的现象呢?只是看程度大小罢了。”

张国华所在的医院拥有两台32排的CT机,一台机器带配备的软件、工作站整套价值1000万元。而这家医院去年大型设备采购资金还剩900多万元在账上。

“我们这还不算多,我听说某大学附属医院2003年剩了1个亿没花出去。”他说。

设备采购资金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财政拨款,一种是医院自筹,一种是申请银行贷款。

“市级以上医院100%是财政拨款,100万~200万元这样的中低档设备才会由医院自筹一部分。”张国华说。

“这个城市的卫生局很有钱,只要院长不是整天窝在家里不交际,一般来说申请问题都不大。”他说。

按照大型医疗设备的采购流程,是由医院科室提前一年填下一年度的设备采购申请,再交由医疗器械科,医械科再交给院办,由院办交卫生主管部门,申请财政拨款,拨款下来之后再进行采购招标。

按照广州红十字会医院医械科喻科长的说法,财政拨款配备大型医疗器械的批准依据经历了三种方式:一种是按人头,由医院拥有多少职工摊算;一种是按项目,按医院上马医疗项目需要进行分拨;第三种是按医院年度病人数、床位、诊疗情况进行摊分。

虽然国家一度将大型设备的采购许可权收归卫生部,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是由各地自由配置。有关部门亦曾推出过区域大型器械配置的标准模式,“包括30万元以上的配备集中招标采购,在各地推行都很难。”张国华说。

设备购买之后,意味着成本回收,按照一般三甲医院的做法,像CT、核磁共振这样价值上千万元的设备,回收期为10~15年。

但是,“10年期对于大医院来说根本算不上问题”,对于“人等机器”的三级医院来说,满负荷运转收回成本非常容易。南京某医院人士向记者透露,一般做一个CT“平扫”收费为300元,算上机器、人员、水电等,成本不到150元,按一天20个人的收费标准,3年左右即可收回成本。此说法得到喻科长的认同。

而用伽马刀治疗每次收费近2万元,而实际成本不超过1万元。“大家都说医院靠药品赚钱,但事实上药品的加价只有15%,而从大型医疗器械检查项目中获取的利润远远超过药品。”

关键在于,“成本回收之后当然不用上交财政,去年我们医院本来说8%的纯收入要上交财政,但后来都没有交,有些医院即使是交上去,隔年也会全额返还回来。”张国华说。

就在各大医院口口声声喊冤无法收回成本之时,一个最为简单的事实却被忽略:本是国家财政拨款,亏了算国家,赢利了算医院。

田丰所在的这家公司,是德国某器械公司在广东地区的独家代理,主打产品是内窥镜,市场价格在10万~30万元不等,几乎覆盖了所有大医院。

接受记者采访的这天,他刚刚给招标办递交完标书。这一次,他们仍延续了往常的做法:“围标”。

由于按照招标规定,投标企业不得少于三家。但一个秘密是,去的五家公司投标人其实全是他们公司的业务员。“只要去找代理产品不同的其他公司盖个公司章就可以了。”

当然,围标成功的前提是要先打通招标方,亦即医院。关键点在于“金钱与感情”,打点对象是院长、设备科、主治医生。在这中间,主治医生是大头,“得由他提出申请,用什么产品的权利在他手上。”

这样的功夫不是一蹴而就的,按照公司的销售政策,给业务员的业绩提成是每单1.5个百分点,而每单利润的10%则作为日常公关费用,这中间,并不包括直接的红包回扣和给医院方面的采购提成。

只要摆平了这些,主治医生便可以在招标规定的“技术参数”上用功夫,先以专利、型号淘汰掉那些国产厂家,在具体的诸如函数、成像比例上确保他们企业中标。

“围标”成功的最大好处在于,企业独自主宰了报价的权力,报多少价就卖多少钱。一个事实是,同一个城市,同类的CT产品,价格却相差几十万元,在不同的城市,甚至相差几百万元。

而这样的内窥镜,出厂价全部最高不超过成交价的50%。“一般来说,利润至少在50%以上。”

再比如静脉支架这样的介入类产品,国产厂家的售价一般是5000~6000元,出厂价则一般都低于1000元。“介入类器械100%~300%的利润还是有的。”张国华说。

大型设备的购买重点则在院长方面,附加的条件还有诸如“给几个出国考察、学习的指标”。

按照医院内部二级财务考核机制,成本回收机制即是每年或每季度从检查科室的收入中扣除设备折旧费,剩余者则作为科室奖金。

比如,一台价值1000万元的设备,回收期10年,每年成本回收费用(折旧费)是100万元,每月是8.3万元。如果该科室每月收入为10万元,则上交院财务8.3万元之后,1.7万元即可作为该科室的医生奖金发放。

“这样一来,科室的积极性当然就上来了,谁不想多发点奖金啊。”张国华说。

而另一种做法是,三级、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搞“联合”。由于社区医院的设施条件相对较差,没有大型诊断仪器,而一旦查出症状后,社区医院的医生就会向病人推荐去“联合”的二级或三级医院的相关科室进行检查。

一旦推荐成功,社区医院的医生可以从中拿到回扣,每介绍一个病人的回扣大约为20~40元不等。而拉到病人的医院更是乘机开单为病人作检查。

在医院内部,给开单医生的提成一般数额为检查费用的15%~20%。“而如此一来,无论是大医院还是小医院,只要与收入直接挂钩,医生当然愿意不断让病人做各种各样的检查项目。”南京某医院的人士说。

“除了这些医生与医生之间的交易,更离谱的还有一些科室以科室的名义进行操作,这种影响更坏。”张国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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