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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12:52:15

“第二天早上我就很怕,我觉得对不起我女朋友。但安慰自己说过段时间就淡忘了。”小刚离开江津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轨道。其间阿静打过几次电话来,但小刚都以工作忙为由挂掉了。学姐也给小刚打电话,说阿静是离过婚的人,劝他少来往。

大概2个月后,阿静突然打来电话:“我有了,你看怎么办嘛。我要把这个娃儿生下来。”

小刚说当时自己脑子一懵,十分恐惧。此后,成天寝食难安,“我想过换手机号码,想过离家出走,想过让阿静吃药打孩子……但最终都想不出个结果,让我恐惧到了极点!”

“出事后我觉得对不起很多人,第一对不起的就是我父母,还有我女朋友,她对我很好……”小刚说自己现在变得很暴躁,在单位常常发火,更可怕的是,原来开朗的他现在看到女同事连招呼都不敢打,“我就是怕,心里有阴影,一句话都不想和她们说。”

昨日阿静又打来电话告诉小刚只要拿5000元钱就了事。小刚觉得这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通过这件事我长大了很多,以后,一辈子我都不会再做这样的傻事了。”

重庆智原律师事务所胡书春律师表示,从法律上讲阿静的做法不算违法,也构不成敲诈罪,只能当事人协商解决。但是如果阿静行为过分,造成不良后果,她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本报讯(记者刘芳芳)在江北区打工的一江西籍女工爱慕同厂帅哥已久,多次表白被拒绝,竟然患上了躁狂症,在帅哥宿舍楼下连续唱了48小时情歌,不吃不喝!昨日,这名打工妹被前来接她回家的父母用绳子绑着,登上了回家的列车。

今年6月,在江北某纸制品企业打工的徐某,喜欢上同厂的生产小组组长杨某,徐多次向杨表达了爱慕之情,但杨均以“已有喜欢的人”为由拒绝。可徐并没有放弃,仍然不时向杨示爱。

后来,杨为了让徐死心,就整天躲着不见她。10月,徐再次向杨示爱遭拒后,突然情绪异常,经常大哭大笑,有时连续几天不吃东西,有时又半夜到处闲逛不肯回宿舍。

11月30日清晨约7点,徐某突然兴起,来到杨某居住的江北鲤鱼池三钢厂小区楼下,放声高唱情歌,有《老鼠爱大米》,还有《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等等,以求让杨“回心转意”。

徐的疯狂举动引起了杨的强烈不满,索性待在家里不出门。就这样,徐某站在小区里,一直唱个不停,同厂的工友来劝她,她也不理。当她不吃不喝唱了足足48个小时后,杨终于在大家的劝说下同意下楼见她。此时的徐某已经面色苍白,身体非常虚弱,见到心上人后,徐终于昏倒在地。大家连忙将她送到了和平医院。

前日,经和平医院神经科医生诊断,徐某已患上了躁狂症,已不适合再工作,需要回家静养。据该厂于厂长介绍,由于徐某系临时工,因此随时可以离职,厂方遂通知了其家人来渝接人。

昨日,当徐的父母赶到医院办好出院手续后,徐某突然又狂躁起来,嚷着要见杨最后一面,并乱抓周围人的脸。而她所爱慕的杨某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已经辞职回到奉节老家另觅职业。

(作者宋亮亮刘孙谋)乞丐,对于我们而言,可能是熟悉的,因为他们经常地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乞丐,对于我们而言,可能也是陌生的,因为我们很少对他们过多关注更不要说交谈,不知他们从何而来,不知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从11月15日开始,本报记者想尽办法走近乞丐,走进丐帮,并对两名70多岁的老乞丐“山羊胡”和“光头”,进行了10多个小时的观察和追踪。

11月15日,明珠广场附近有一个年龄大约为40多岁的乞丐。他坐在地上,左腿已经断掉,只能用右腿和上肢在地上慢慢地向前挪动。一身破旧的衣服,身上背一个用编织袋制作成的袋子,右手端着一个破碗,每见到有行人过来,他便加快挪动的速度,来到行人的跟前,乞求给点儿钱。虽然他的举动并没有引起行人的过多关注,这个乞丐仍然“锲而不舍”地讨要。记者走上前递给他一块钱。乞丐冲记者点了点头,然后转头挪开。记者跟上他,希望能和他交谈,但他对记者根本不予理睬,记者跟出去20多米,最终以失败告终。

11月20日中午,记者再次来到明珠广场。这一次记者在一家商店的门前,看到了一个10多岁的小乞丐。他的右腿又细又小,用一根自行车内胎的胶皮捆住,胶皮的另一端栓在左胳膊上。他用右手和左肢爬行,左手拿一只碗乞讨。为了防止爬行时把屁股磨破,他的屁股底下还穿着一层厚厚的汽车外胎的胶皮。虽然身体严重残疾,但是他的前进速度并不慢,每有行人经过的时候,他便赶到行人的前方,把手里的碗伸过去:“叔叔、叔叔,阿姨、阿姨。”记者站在旁边,观察了他足足半个小时,路过的行人不下百人,但是他只得到了3块多钱。

见到这样的情形,记者感觉有机会和他接近,就故意走上前去,果然这个小乞丐来到记者跟前,操着一口明显的外地口音向记者乞讨:“哥哥,可怜我一下吧。”记者问他:“小朋友,你是从哪个地方来的?”“我是安徽的。”记者感觉有继续谈下去的希望,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小朋友,我觉得你很可怜,要了这么长时间才要到3块钱。我给你5块钱,你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和经历,好吗?”没想到他并不为5块钱所动心,把头扭向一边,不理记者。于是,记者提出给他10块钱,但他仍然不做回答。记者又提出给他20块钱,希望他能够讲讲自己真实经历。他果断地开口说:“我不要你的钱。”说完,就费力地走开了。

多次调查乞丐受阻,记者决定实行暗访,目击乞丐一天怎样乞讨。11月24日上午,记者6点40分来到了经常有乞丐出现的海口市彩虹天桥。彩虹天桥上还没有一个乞丐,行人也很少。记者一直站在天桥上望远处看,想看看发现这些乞丐们从哪里来、如何来。

7点08分,记者看到在彩虹天桥的南面,一辆36路公交车在天桥附近停了下来。从这辆公交车上走下来两个年老的男人,穿着破旧。两老汉都70多岁模样,其中一个留着“山羊胡”,身窗一件灰色的破棉袄,背一个大大的行李包;另外一个剃着光头,身穿一件蓝色的上衣,拿着一个破旧的袋子。他们走上彩虹天桥四处打量一下,留着“山羊胡”的乞丐(以下简称“山羊胡”)在天桥南侧的台阶上坐下,光头乞丐(以下简称“光头”)上了天桥另外一旁找到个地方就地坐下———一天的乞讨开始了。

“山羊胡”把行李包摆在了前面,面前摆个乞讨的空碗。行人渐渐多了起来,奇怪他从来不伸出手向行人要钱,也不做声,只是静静地坐着。

从“山羊胡”旁边经过的行人越来越多,但是很少人往他的碗里放钱,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一眼。9点多钟,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的碗里仍旧空空如也。9点17分,“山羊胡”开始掏自己的行李包,他一边拉行李包的拉链,一边四下瞅着行人,等到行人走到他的身边,他赶忙把手从拉链上收回。记者发现他的这个举动很奇怪,就悄悄地在天桥台阶的拐弯处蹲下观察。他看到身边暂时没有行人了,把手伸进背包,迅速从背包里抽出1块钱,把它放进了碗里。原来他是用自己的1块钱当作诱饵,希望能吸引更多的钱入碗。

他的这个办法果然有效,9点46分,一个中年妇女从他的身旁经过,在他的身边停了一下,把1块钱扔到他碗里。看到一天的“生意”终于开张了,他好像很高兴,从碗里取出刚刚得到的那1块钱,双手拿着端详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才把它郑重地重新放回碗里。

“山羊胡”得到第一块钱之后,近一小时的时间内,一直又无人问津。直到上午10点30分,一个男子经过,扔到他碗里5毛钱。到了11点多钟的时候,“山羊胡”从行李包里拿出一条白色的毛巾,每当看到行人走近的时候,他就用毛巾抹眼睛装哭。恰巧一对情侣经过,“山羊胡”迅速把毛巾放到了自己的眼睛上,果然,那个男子就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硬币,丢到了“山羊胡”的碗里。

彩虹天桥旁边的海口九中放学后,数以百计的中学生经过天桥回家。“山羊胡”抓住了这个机会,用毛巾“抹眼泪”足有20多分钟。他的“不懈努力”,换来了学生们的同情,也换来了“丰硕的战果”,学生们1毛、5毛、1块……钱陆续进了“山羊胡”的碗中。一个女学生从“山羊胡”的旁边经过,还专门又回来了一趟,将5毛钱递给“山羊胡”。

上午8点20分,“山羊胡”从行李包里掏出来一个白色的方便袋,里面有几个馒头和包子,他还从包里掏出一瓶矿泉水,开始吃早饭。早饭吃了足足有半个小时,吃完后,他将剩下的食物重新放回了行李包。中午12点40分,“山羊胡”的午饭开始,他还是掏出早上吃剩的馒头和包子,继续啃了起来。

记者悄悄地问天桥上面的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这个老头(“山羊胡”)是不是天天这样吃饭啊?”小伙子告诉记者:“对啊,这些要饭的,天天都是这个样子,还不是装作可怜,想多要点钱?”另据小伙子介绍,“山羊胡”平时吃饭也很少离开天桥,因为吃饭的时间往往都是工人下班、学生放学的时间,天桥上行人的流量非常多,乞丐们往往盼望在这个宝贵的黄金时间“多讨一笔”。

从7点10分开始,记者一直守候在“山羊胡”的身后不远处,到了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在天桥上坐了8个小时,记者已经感觉非常劳累,但是“山羊胡”除了在10点钟的时候,换了一下上衣以外,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没有离开原来的位置,一直静静地坐着。看来这坐功也不是寻常人能练出来的。

从早到晚,独自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山羊胡”难免不感到孤独和无聊,下午3点钟的时候,路边的商店响起了美妙的音乐声,“山羊胡”见四下无人,便将头扭向天桥的南面,后来他干脆直接起立,趴到天桥台阶旁边的护栏上,东张西望,好像在寻找音乐传来的方向。看了大约有半分钟,“山羊胡”发现不远处走过来了一些行人,就赶紧离开护栏,重新回到原来坐着的位置,继续静坐乞讨。

下午3点半,记者悄悄走下彩虹天桥,绕路走到另外一侧的台阶上,准备观察“光头”乞丐的举动。和“山羊胡”的“斯文”相比,“光头”就显得特别活跃。他手里抓着一只铁碗,每过来一个行人,他都会把碗伸过去。实在要不到钱了,他还会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根烟,慢慢地抽起来,显得悠闲自得。

过了15分钟,记者忽然发现,光头把手伸进自己旁边的塑料袋里,好像在摸索什么东西,一边摸一边观察四周是否有人在注意他。记者一直盯着他看,发现他从塑料袋里摸出来一瓶冰绿茶。他打开后,迅速猛喝了两口,然后很快把瓶子放回塑料袋,他又环视了一下四周看没有人注意他,便再一次掏出那瓶冰绿茶猛喝了几口,这样的动作共重复了三次,才最终把冰绿茶放回塑料袋。喝完那瓶冰绿茶,“光头”心满意足地用手抹了一下嘴巴。

等“光头”喝完那瓶冰绿茶以后,记者再次走上天桥,“光头”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记者。连续在天桥另一侧观察了“山羊胡”长达8个小时的时间,这可能已经引起了“光头”的怀疑。为了保证追踪观察的继续顺利进行,摆脱被动的局面,记者装作路过,走到“光头”的身边。

看到记者走过来,“光头”把碗伸向记者,用浓重的河南口音向记者央求说:“恭喜发财,兄弟,给点吧。”听到他的河南口音,记者想了一个办法:扮作“光头”的老乡,和他接近。记者从钱包里掏出1块钱,递给他,也用河南话对“光头”说:“大伯,给你这1块钱。我家是河南的,刚刚来海南打工,也没有什么钱,这1块钱你也别嫌少。”听到记者这样说,“光头”接过钱来很高兴,他问记者:“你是河南的?我也是河南的,咱是老乡。你是河南哪里的?”记者回答:“我是平顶山叶县的,您呢?”“光头”告诉记者:“我是驻马店的,咱们离得不是很远。”“我刚来这里,还不认识老乡,在这里碰见您,真得很高兴,大伯,咱们说说话吧。”说完,记者往地上一坐,“光头”也高兴地挪到记者身旁,从包里摸出一支有些皱巴巴的香烟递给记者:“我整天在这里呆着,没见过几个老乡……”记者和“光头”乞丐聊了起来。

“人的一生很短暂,我要活得更精彩!”刚满17岁的少年小小(化名)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昨日,他郑重地向学校提出了要休学一年的申请,且在没有得到父母支持的情况下,毅然地走进了新南门的一家整形医院。从今日起,他将开始接受长达半年的变性手术,比照已故艺人梅艳芳的模样打造全新自我。而如果小小变性成功,估计将是目前全球年龄最小的变性人。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里的这句诗,用来形容小小毫为不过——他虽然是一身男儿着装,但绒帽却遮盖不住他细长的眉毛,小巧的鼻子、红润的嘴唇……浅浅一笑时,小小的嘴角轻微上扬,其右耳上的两只耳环忽隐忽现。一位五旬妇人忍不住连连称赞:“好漂亮的姑娘!这五官长得多好啊。”可当她知道这是一个将到医院做变性手术的小伙子,她十分不解: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干嘛非要变女人啊?

小小为什么要变女人?且听他一一道来:他老家在乐山犍为县农村,父母都是农民,他是家里的独苗。由于我长得乖巧,母亲经常给我穿裙子,在我的左耳打了两个耳洞,戴上了耳坠。与我从小一同长大的堂姐也常给我穿裙子、扎辫子。从小,我就生活在女性圈子里,和女生一起玩,所以很自然地“沾染”上了女生的性格。上中学以后,我开始清楚地知道“我不是女孩”,但在心底深处,我却渴望自己是一名女孩。上初二时,同班一男同学向我表达了爱意,我忐忑不安地接受了。一年后,我还是决定和男友分手,在给对方的信中,我无奈地写道:“我现在还是男生,不能和你再谈情感了……”

去年,16岁的小小考入成都某校音乐教育系学习。此时,他变性的心情越发强烈起来,甚至由于无法接受和男同学同住一个宿舍,向学校提出单独住一个宿舍的申请。只有在网络世界里,小小才能博得网友“叶子姐姐”等人的理解,许多女性朋友都把她当作妹妹来照顾。

11月25日傍晚,苦闷的小小和一名在网上认识的姐姐来到锦江河边散步,诉说自己想变成女孩的渴望,越说越觉得希望渺茫。哭着哭着,小小猛然向河边靠近,跳进了河中。

目击市民赶忙拨打110报警,最后巡警用绳索把已冻得浑身紫青的小小从河里拉上岸来。小小说,他的变性想法遭到家人和学校的反对,去找医院做变性手术,医院也说他还小,而且手术费太贵,他是彻底绝望了。他总是轻轻地唱起梅艳芳那首《女人花》,经常唱得自己泪流满面。

小小跳河轻生的事实也震惊了当初他去找过的那家医院。院方责任人说,这孩子为了变性已经把生命“束之高阁”,再不能坐视不管,几个领导一商议,决定为他提供免费手术,50多万的手术费几乎全免。而考虑到小小未满18岁,医院的律师还介入其中完善一些必要的手续。

医生介绍说,手术将从今日开始,先从鼻子、眉毛等面部整形开始,过一段时间再对肢体进行整形,到明年上半年再进行生殖器整形,整个变性手术要持续到明年6月。届时,小小将被打造成一个全新的女人。而他的身形与梅艳芳很相似,面部整形将完全依照梅艳芳来打造。院方称,手术成功后,将有一个全新、惊艳的梅艳芳出现!

昨日,小小分别给学校老师和远在家乡的父母打去电话,说了自己要做手术的事,向学校申请休学一年。马上就要手术了,小小内心充满期待,幻想着自己变成女人后,一定要像一个平凡女人一样恋爱,结婚。

新华社(记者陈鹏)从前是男孩,现在是女孩。成为变身女性似乎还远远不够,如今她要参加选美大赛,她要成为“最美的女人”,成为中国选美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变性者。

她据理力争参加首届“魅力云南·民族之花小姐选拔大赛”。在她的故乡西双版纳,她被大赛报名点——当地文化局拒之门外。传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的变性故事使当地人难以坦然面对她,他们惶惑而紧张,甚至不能直视她的眼神。

他们答复她:不行,让一个变性人参加选美大赛还没有先例,你会给比赛带来困扰。

咪娜很伤心。但她要争这口气。她直接联系远在昆明的大赛组委会秘书长蔡雷。“我必须参赛!我是女人,我要证明自己,更要让大家转变对我们这类人的看法。你们没有理由拒绝我!”

蔡雷的确找不到拒绝她参赛的理由。大赛主办方:云南省民委及云南省委宣传部有关领导认为,可予以参赛。

“比赛规则规定,只要27岁以下、生活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女性就能参赛。她的身份证上确凿无误是女性,也就是说,她已经是被国家公安机关确认的女人,而且又是基诺族,这就够了!”蔡雷说。但他承认让一个变性人参加选美大赛承受着巨大压力:没有先例,很容易被人指责为哗众取宠,可能危及比赛本身的严肃性,对参赛选手可能造成影响,比赛进程难以预料……

能够参赛让咪娜激动不已。“我做梦都希望得到这样的机会,这至少是对我们这个群体的承认。”

25岁的咪娜生在西双版纳,母亲是医生,父亲在报社工作。从小家里就把他当女孩对待。“他们给我穿女孩的衣服,把我打扮得像女孩,我就喜欢跟女孩混在一起,一直认为自己是女孩。”

咪娜原名车军。六七岁开始跳舞,他模仿、自学,乐此不疲,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老师的点拨。13岁时,他终于被专业团体挑中,专跳民族舞。刚开始时压力很大,但还是有很多的朋友理解并支持,认为他的舞耐看,比女人更女人。

彻底变为女孩的念头很小就有,他忍受的痛苦和煎熬无法言喻。“我男性的身体里,包裹着女人的灵魂!我要挣脱出来。”但一直到了20岁,他才真正有勇气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中国最著名的变性人金星给了他莫大的勇气。在泰国实施的手术非常成功。摆脱男人躯壳羁绊的咪娜彻底自由了,她的孔雀舞跳得几近完美——略带男性的迅疾阳刚,又有女性的敏感纤细。

脆弱——这或许是外部世界审视变性者最善意的眼光之一。但咪娜并不这么看,尽管误解无处不在。“有时候他们认为我是怪物,认为我是变态,但我告诉他们,我是女人,我要做最美丽的女人!”

这究竟是为什么?其中原因,人们也许只能在丈夫的遗书中去寻找了。在这份遗书中,丈夫质疑医院对妻子照顾不周。

昨日下午,记者在辽宁省凌源监狱管理分局中心医院急诊大厅看到,两具尸体摆放在大厅中间,周围是祭祀用品。

在住院部大楼后面,死者坠地处有一大摊血迹,旁边有烧香的痕迹和一双袜子。

“我弟弟和他媳妇都是在这里跳楼死的,都是在同一窗口、同一楼层。”死者的哥哥苑兴说。他还拿出死者苑学的遗书。

苑学在遗书上写:我妻子因5个月的胎儿畸形,于2005年11月28日上午入住医院做引产,住在6楼妇产科618病房。

30日凌晨1时15分左右,我妻子腹痛越来越剧烈,就去分娩室找大夫,叫了半天才出来一个穿绿色衣服的女大夫,我妻子对她说:“我肚子太疼了。”大夫说,引产都这样,你自己生出来就好了。随后医生再没搭理我妻子。

3时40分,我陪妻子去厕所,她让我去病房取东西,但当我回到卫生间后,却发现妻子不见了,我发现窗户开着,脑袋当时“嗡”的一下,急忙从窗户探身往楼下看,隐约看见地面上有个身影。后来我和医生跑到楼下一看,发现妻子躺在冰冷的地上一动不动,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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