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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5 19:39:06

4日08时到5日08时,甘肃中东部、青海中东部和南部、西藏东北部有小到中雪(雨)或雨夹雪,局部地区有大雪;华北中西部、黄淮中西部、江淮、江南北部以及陕西、湖北、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广西西部、海南等地有小到中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有4-6级偏北风,甘肃西部的部分地区有沙尘天气;内蒙古中东部有4~5级偏西或偏南风。

5日08时到6日08时,新疆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南部、西藏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有小到中雪(雨)或雨夹雪,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雪;华北地区东部和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以及陕西南部、湖北、广西北部、海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雪),其中,江淮东部、湖北东部的局部地区有大雨。淮河以北大部地区有4~6级偏北风或偏南风。

选择荣毅仁,仅仅是邓小平的一时灵感?从荣毅仁的经历看,这是邓小平对他的“第二次点将”。第一次在20年前的1959年,当时,毛泽东考虑要再选择几位党外人士到中央部门担负领导工作,他委托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推荐人选。邓小平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荣毅仁(当时为上海市副市长)。

邓小平的选择并非偶然。庄寿仓回忆,“听叶选基说,还在1978年秋,荣老板在广州时,叶帅在南湖宾馆约见老板,还有谷牧副总理,要请老板出来办实业”。荣毅仁与叶剑英之缘,源自马万祺。传记《荣毅仁》叙述这段渊源,“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很仰慕叶帅,他到北京时,总要去探望叶帅。马的儿子马有恒当年在广州念中学和大学,‘四人帮’猖獗时叶帅住广州,马有恒就常去叶伯伯处,叶帅也很疼爱马有恒,视同自己的子侄。马万祺和荣毅仁关系很好,后来荣、马两家联姻,荣毅仁的小女儿智婉和马万祺的儿子马有恒结婚,彼此的关系又深了一层。马万祺到北京总要把叶帅和荣毅仁请在一起聚聚”。在南湖宾馆邀请荣毅仁出来办实业后,那本传记记录了叶帅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你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你共产党,人家不一定相信你……还要考虑用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来开展工作,要民间的,不是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不好,人家怕你共产党。”

赏识荣毅仁的,还有王震将军。庄寿仓描述说:“王老一度主管国防工业,当时某些尖端技术国内尚未过关,是叶帅和王老委托毅仁同志通过海外关系代为引进。后来,国防科工委曾颁发奖状表彰毅仁同志在尖端事业上的贡献。”事实上,这段传奇,时间可以上溯到50年代,《荣毅仁》这本传记里描述说:“王震在新疆建设兵团带兵戍边时,就到荣家做过客。”而1961年荣毅仁随彭真为团长王震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访越南时,两人又再度相遇。更有机缘之处是,因“文革”而被赶出北京的王震1971年返京,临时住到北太平庄部长院落,竟与荣毅仁家门对门。粉碎“四人帮”后,《荣毅仁》里记录说,“叶帅经和小平、王震等同志商量,提名让荣毅仁出任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邓小平点将之际,荣毅仁已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按照当时一般的途径,选择去主持一个政府部门,对于荣毅仁看起来是更为正常之选,“中央领导同志也已向他透露了这个意思,旅游部或电子部由他自己挑”。仅仅十几天后,那年2月初,荣毅仁作出了他的选择,他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的报告。报告批下来了,庄寿仓注意到其间变化,“投资信托”,在国务院批下来时被改为了“信托投资”。自此,有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陈云对这家公司有着更缜密的考虑:“纯民间的公司实力恐怕不够,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把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

所有正确的选择,事后来看,都可能被认为是必然,但回到历史现场与具体时空,如何选择恐怕并不那么容易。那个年代,邓小平改变中国思考的重要方向之一,是如何引进外资的问题。从下属的角度来观察,李岚清对此有足够的敏感。当时他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1978年底开始,李岚清作为中方重要负责人与美国通用公司开始谈判——重型汽车的技术引进。但谈的过程中,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谈技术引进,为什么不能谈合资?李岚清回忆说,“合资,这个英文的名字就叫jointventure。我当然也学过一点英语,但是我们都听不懂什么叫jointventure,现在人人都知道了,就是合资经营。”美方对jointventure作出了解释,谈判中的中方显然对此兴趣浓厚,因为这不失为对双方可能都有利的一种合作方式。不过,回忆那一时刻,李岚清说,“但是我的思想立刻就有另外一种反应,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搞合资啊?”当时有一种制度,重大项目的谈判,都随时向上面写简报。美国通用jointventure的想法当然被写进了简报,李岚清回忆,“管这方面工作的谷牧批示:拟同意。但是,他又感到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就报送给中央政治局的所有领导。所有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都圈阅了,小平同志特别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合资经营可以办’。”作为中方重要的谈判人,李岚清说,“在1978年时,邓小平就有了这个构想(合资)。”

利用外国资金与技术,这时同样是陈云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1979年3月,国务院重设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任主任,负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这年3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谈到这个问题,直截明确,“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陈云文选》第3卷)。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不久,就思考甚至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增加”。而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陈云传》描述,1979年春,陈云思考的重点之一是“市场”,并写出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究提纲。

显然,陈云“市场经济”的宏观思考,在当时还不太可能跟中信的微观现实发生直接的关系。依循中国一般惯例,引进外国资金与技术的主流价值导向,是中信真正的生存空间。

不过,利用外国资金与技术以及合资办企业,其技术性难题在于,“没有法律人家根本不敢来(投资)”,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项淳一回忆当年:谁愿意把大笔资金放在一块没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上呢?而且中国刚刚经历那么长的动乱,也只有法律的建立才能标示出中国的决心。事实上,这时候彭真已经根据中央的决策,亲自主持讨论中外合资法。李岚清回顾,“我本人参加过七次讨论。我们请了香港企业的朋友,也请了美国一些教授帮助”。列宁关于租让制的理论和实际,世界各国引进外资的法律,“全部收集起来研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起草过程中,最具争议的是,要不要限制外资的比例。

彭真邀请荣毅仁、经叔平、古耕虞等专家讨论此事。荣毅仁提出对外资不限比例。但是,全国人大紧急委托我国驻外使馆,查找各国相关法律,结果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规定了外资进入的上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中的两条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决定重大问题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荣毅仁对此不赞同——那天晚上,当时为荣毅仁秘书的庄寿仓回忆说,他和荣毅仁写材料弄到深夜两点钟,最后“我只能睡在老板家的客房床上”——在荣毅仁的书面意见里,他写道:“(这两条)并非国际惯例,同时这是当前国家经济情况所不易办到的,势必降低外资对我国投资的兴趣,我们亦同样达不到大量吸收外资从事建设的目的。建议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争取更多的外资,引进更多的技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对荣毅仁的意见,邓小平批示:“我看很有道理,四十九和三分之二都可不写。”陈云批示,“我同意荣毅仁的意见,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比例之争由此结束。看上去,引进外资最重要的法律问题都得以解决,中信未来似乎坦途,真实的现实,或许并非如此。

荣毅仁建议成立中信公司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批准的同时。荣毅仁回忆说,“为了扩大公司的影响,国务院精心安排在(1979年)7月8日正式公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之际,同时宣布中信公司筹备组成立。”三个月后,10月4日,中信公司正式宣告成立。

在那本历史上仅有的洛克菲勒家族自传里,戴维·洛克菲勒——这位在中国曾拜访过荣家(在中国惟一进入的中国家庭)、并品尝过“荣家菜”的美国金融家,描述他的好朋友荣毅仁,“邓小平知道中国急需外国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发展,便找来了荣毅仁——他是具备必要的知识、在西方拥有关系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后来,1986年洛克菲勒再次到中国,终于发现真实的荣毅仁不仅在西方拥有关系与人脉,“荣毅仁在尼克松和基辛格于1972年下榻的与紫禁城毗邻的一个宾馆为我们举行了丰盛的宴会。这是一种暗示,表明荣毅仁有权力和影响力在通常为国家元首人物保留的地方举行宴会”。

在中国人的语境里,洛克菲勒的观察,并不一定是当事人乐意接受的判断。现实中国,比美国人的想象要复杂得多。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邓小平的研究者访问时,荣毅仁谈到中信的源起之后,重点叙说了常常被一般人所忽视的中信公司的章程,“我在中信公司第一个章程中写进了,‘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的原则。”荣解释说,“(这一原则)实际上使公司成为当时背景下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企业的一个试点。”在与邓小平谈话时,荣毅仁说到“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已经清楚表明荣对引资与这一过程必须伴随的经济体制变革有着足够深入的认识。但回到具体的现实问题上,中信当时的高层回忆说,“这句话,当初的设想是用吸收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中适合为我所用的部分”。但是,那个年代,“谁敢说这样的话,即使敢说也不宜载入章程”,所以,“老板琢磨来琢磨去,提出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再冠以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这样就完整了”。显然,荣毅仁更明白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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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专稿英国王储查尔斯及新婚妻子卡米拉11月1日抵达8天访美行程的首站纽约。这是查尔斯1994年以来首次到美国进行官方访问,也是两人首次以英国王室夫妇身份出访。

查尔斯夫妇把经历了“9·11”浩劫的世贸遗址“零点地带”列为访问的第一站。此后,查尔斯一行还去了联合国总部,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日晚,他们将在华盛顿参加美国总统布什的晚宴,但不在白宫下榻。他们此次美国之行还将去新奥尔良,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

这是卡米拉成为储妃之后第一次正式出访,查尔斯行前仔细审查了每项访问安排,以避免媒体刻意将他的新旧两任夫人进行各种比较,卡米拉也特别带去50套华服,以及众多形象顾问。尽管如此,媒体还是注意到:在哀悼“9·11”遇难者这一庄严肃穆的场合,卡米拉是一袭超级鲜艳的紫红色套装;而在当晚参加现代艺术博物馆宴会时,她又穿了一件全黑小礼服——与20年前引领流行风潮的戴安娜王妃相比,卡米拉在第一回合就败在服装选择上。

1985年,随夫访美的戴安娜王妃曾刮起一股旋风。白宫宴会上,戴妃与美国影星约翰·特拉沃尔塔共舞一曲,从此赢得了“山姆大叔”的心。现在,造成戴妃婚姻破碎,甚至与佳人香消玉殒难脱干系的“情妇”卡米拉取而代之,自然引起不少美国人的反感。美国媒体1985年在当时的查尔斯夫妇访美前夕做了一项民调显示,有31%美国人渴望亲眼看看查尔斯和戴安娜;而这一回美国盖洛普所做的民调中,仅有19%的美国人愿意见卡米拉。

就在英国王储夫妇到访联合国总部前,一些纽约客拿着标语在外示威,上书“卡米拉,你不是王妃”表达不满。标语上印着一张戴妃照片,与她相比的,竟然是一匹马。更有“毒舌派”干脆把卡米拉比成《奔腾年代》里的那匹赛马“海饼干”,“她壮得就像匹赛马!”(王靓)

编者按:禽流感来势汹汹,上周,本报解读了疫情全球扩散之谜,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详谈中国如何应对。截至目前,我国已有湖南、安徽等5地相继发现疫情,疫区情况如何?疫苗生产如何?本报为此再作追踪。

11月1日中午,虞也副部长在裕丰宾馆包间坐下,原本想照例点一只鸡,但服务员告诉他,没有了。

虞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连日来,他负责禽流感疫情的新闻发布,也出面接待各地赶来的记者。点一个用鸡做的菜,是想以此告诉大家在湘潭吃鸡很安全,以消除外人的紧张和猜疑情绪。

横跨潭花公路的“红星飞渡”是一段高架灌溉渠,现在已成为进入射埠镇禽流感疫区的象征。从这里开始,潭花公路及两边均已洒上了厚厚的石灰,10月28日的一场雨将路面的石灰冲刷殆尽,但是路基和两边植被上依然残存印痕,宛如雪后初霁。

按湘潭县政府10月19日发布的《关于对射埠湾塘疫区实行封锁的命令》,“红星飞渡”是当地在疫区对外交通要道设立的临时检查消毒站和哨卡之一,依照规定,这里由当地镇政府、动物检验检疫部门、公安、工商的工作人员和民兵24小时值班,“对禁运动物及产品依法进行处理,对过往车辆进行严格检查消毒”。

11月1日下午,潭花公路的流量不算大,两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左一右站在公路两边,每人手上一只压力水枪。每当有从疫区方向开来的车辆经过哨卡,他们就会用水枪对车轮进行冲刷,按照规定,他们只需冲刷车窗以下的部分。

冲刷车轮的水来自身边一个生锈的大铁桶,桶里装着按照1∶200比例稀释的“特诺5号”消毒液,据介绍,这是由上级部门调拨的专门针对禽流感和口蹄疫的消毒药水。

尽管哨卡的设立让人们感觉有紧张气氛,但“红星飞渡”哨卡的工作人员们显得颇为轻松,值班累了,就坐在哨卡旁的商店屋檐下,嚼几口当地人爱吃的槟榔。

这天下午,公安、工商部门都没派人,动检部门有一辆巡逻车偶尔巡逻,只留下射埠镇政府两名工作人员。射埠镇的谷副镇长不时会来抽查一下。

哨卡上只有一件防护服,一位工作人员穿上一会就觉得“不爽”,于是又脱下来,他们用口罩遮着嘴巴,鼻子露在外面。

类似的检查站共有5个,均设于对外交通要道上,其他4个检查站意味着进入疫区第一道防线,而“红星飞渡”则意味着通过了第二道防线,进入了控制最严的“疫点”。

和平组村民谭伟红的家就在路口,哨卡就设在他家的院场上。新打的稻谷晒在院场里,守卡的人在稻谷上走来走去,喷洒的消毒药水不时溅落在稻谷上。

和平组就是10月18日发现疫情的地方,当天下午,湘潭县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工作指挥部办公室接到射埠镇动物防疫站的疫情报告,发现射埠镇和平组15户养禽户中,有13户所养的家禽发病,死亡家禽545只,经临床诊断怀疑为禽流感疫情。10月25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定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当日,农业部即对外通报,专家初步怀疑为候鸟迁徙带毒所致。

和平组现在进出都得严格消毒,由于村口路是个窄陡坡,进出车辆都在此减速,工作人员正好借此机会冲刷消毒。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半,这里都是县畜牧水产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值班。

村民谭伟红家共养了10只鸡,这次也按规定全部扑杀了,他说反正这些鸡也不是为了卖,而是自己家留着吃的,所以谈不上多大的损失。

站在他家后院,可以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焚烧稻秸的气味,地上也残留着雨水没冲刷掉的厚厚的生石灰,池塘里莲叶枯败,只是村庄里听不到鸡叫鸭鸣,显得有些苍白寂静。

和平组总共24户人家,其中15户养了鸡鸭,总数687只。在这次的禽流感疫情中,13户的家禽发病,总共死了182只鸡,363只鸭,10月19日,和平组周围3公里范围内121户村民家的2487只家禽全部被紧急扑杀、深埋,湾塘村地面洒下了35吨石灰和5000公斤消毒液。

市面上一只3斤重的鸡约售20元,对于扑杀的鸡只,镇里则按10元/只给予补偿。

11月1日晚8时,记者走进和平组,村民胡某家灯火通明,几个年轻人正站在门口聊天,胡某觉得禽流感没什么可怕,该怎样还是怎样。他家的狗关在狗圈里,听到生人的声音后发出急促的叫声,据动物检疫部门人士称,按照规定,村里的狗最近都必须圈养,不能随便走动。

贺铁光家附近一户村民大门敞开,4位村妇正在搓麻将。主人告诉记者,参加牌局的都是邻居,赌点小钱娱乐娱乐,其实禽流感对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要想得那么害怕。

在和平组门口负责值守的动检人员说,其实大家把这里的禽流感想得太可怕了,昨天(10月31日)农业部的专家进村子,也是什么防护服都不穿,就在脚上套了个袋子,专家们都认为没什么可怕的。

使东海成为合作之海而不是冲突之海,符合日中两国的利益。——日新任经产大臣二阶俊博

国际先驱导报驻东京记者吴谷丰报道“有些人主张采取强硬立场,但是我对两国为了强调各自国家利益而发生对抗是否有必要表示怀疑。通过软硬兼施的方法来解决东海争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现在,球在中国一边,我们在等待他们的答复。”这是日本新任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11月1日对日本媒体的表态。他呼吁采取灵活态度解决与中国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的争端,这表明他与其前任中川昭一的强硬立场有所不同。二阶俊博还表示,他希望在年内访问中国,并借机与中方商讨东海油气田问题。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10月31日改组内阁,更换了11名内阁成员,为在他明年9月卸任后继续推行其改革路线铺路。引人注目的是,小泉任命的新外务大臣麻生太郎是一个对华“强硬派”,而新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则被日本当地媒体认为是一位“知华派”。

前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是一个对华“强硬派”,在中日东海油气田问题上一直采取强硬态度,甚至无端猜疑中国在东海开发油气田,犹如“用吸管吸日本的”油气资源。他要求中方立即停止东海油气田开发,并向日方提供油气田开发的有关资料。从表面上看,中川昭一在中日东海油气田问题上是“唱红脸”。

而新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曾任日本运输大臣,多次访问中国,重视中日关系。中国在日本举办大型活动,他基本上每次都参加。

任新职前,二阶俊博任自民党总务局长,为自民党在9月份的众议院选举中历史性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他还任日本众议院邮政民营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为在国会通过小泉多年策划的邮政民营化相关法案出了一臂之力。小泉任命他为经济产业大臣主要是为了“论功行赏”,是否有意让他在中日解决东海油气田问题上发挥作用,不得而知。

在中日东海油气田问题上,日本经济产业省一直主张对加紧进行开发的中国采取“果断对策”。也许与前任正好相反,二阶俊博可能会在中日东海油气田问题上“唱白脸”。

前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也是一个对华“强硬派”,但在中日东海油气田问题上出言谨慎。如此,在中日东海油气田问题上,町村信孝被认为“唱白脸”。

新外务大臣麻生太郎是一个强硬派政治家,他和小泉一样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媒体将他列为下一任首相热门人选之一。小泉让他由总务大臣改任外务大臣,可能想在外交领域考验他的才干,看他是否具备当首相的才能。他出身名门,祖父是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妻子是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的千金。因此,他的做派一向傲气。

此前,日本外务省因担心发生东海发生“不测事态”而持谨慎态度。但新任的麻生太郎是让外务省改“唱红脸”,还是对依循前任、“在其政谋其位”地改变其固执的保守立场,令人关注。

在关系到日本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哪一位日本政治家都会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哪怕这个立场是错误的),只是在解决问题的态度上会存在差异,或谨慎或强硬。

日本媒体对中日东海油气田问题的报道基本上是片面的,给日本民众留下的印象是日本单方面划定的所谓“日中中间线”是合法的,中国在“窃取”日本的油气资源。中日两国迄今已就东海油气田问题举行过三轮磋商,本来商定10月份在北京举行下一轮磋商,但因小泉不顾中日关系的大局,第5次参拜了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结果导致磋商延期。

新经济大臣和新外务大臣的走马上任,将对中日东海油气田问题磋商带来什么变化,只能拭目以待。二阶俊博上任后在谈到东海油气田问题时说,使东海成为合作之海而不是冲突之海,符合日中两国的利益。他就任经济产业大臣也许会对日本政府内部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协调意见产生微妙影响,并为中日解决东海油气田问题创造一个相对温和的气氛。

乐山市犍为县县长杨国友,在担任县长期间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61万元,成为继县委书记田玉飞后该县又一个接受法律审判的主要领导。昨日记者从双流县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明日将开庭审理杨国友案。

双流县检察院起诉书中显示,目前查实的杨国友受贿一共有5次,其中4次都是乐山市东能集团董事长所送,金额达51万元。

2002年11月至2003年春节期间,时任犍为县县长和犍为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杨国友,帮助和支持了乐山市东能集团顺利收购犍为县电力公司国有股。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两次给他送去“好处费”40万元。

2003年春节前,为了感谢杨国友对东能集团的关心和支持,王德军委托犍为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到杨国友的办公室,送给他1万元现金。

2004年10月,杨国友答应王德军的请求,帮助解决东能集团在桅杆坝、两河口煤田的前期开发工作的赔偿费用。事后,王德军专程到杨国友的办公室,送他10万元“好处费”。

除此之外,杨国友还收受了时任犍为县财政局局长杨某贿赂的10万元。2003年9月,杨某找到杨国友,请求照顾其两个弟弟合伙经营的某大酒店的生意,杨国友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后来该大酒店果然得到了实惠,杨某于是投桃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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