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钱电玩城游戏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11:01:22

醒来的时候是6点多,今天我要跟着“板牙儿”去要钱了。“板牙”今年21岁,手脚灵便,他7岁吃“百家饭”,到如今已是14个年头,是这里乞龄最大的。他对于这一行,以及广场一带太熟悉了。一路上他不停地向我指认哪些是小贩,哪些是妓女,不时地还会上前和他们搭讪。

到了重庆路,“板牙”从布袋里取出了自己的行头,一个破铁罐,一件破坎肩,用牛仔裤改的围腰和护膝,穿戴好后,他迅速地往地上一趴,爬着要钱。我就坐在一边,看他在这150米长的人行道上,来回爬着,一边还拿自己流行歌曲改编的歌,扯着嗓子唱着“好人一生平安”,累了趴在地上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路人不时扔下几个硬币,或者给半瓶水,或者是一些吃的。每要到吃的和喝的,“板牙”总会示意我过去分享。这一天,板牙给了我一个粽子,一张卷饼,半瓶可乐。

路边给人称体重的老人指着一名扫街的少年告诉我,这个小孩今年17岁,还有哥哥,他们是家传的乞丐,母亲就是乞丐,生下他们后带着哥俩继续要钱。后来,母亲意外身亡,哥俩相依为命要钱度日。就这样过了几年,他们栖身的小屋赶上拆迁,他们分到一套房子,没多久,弟弟找到了扫街的活,一个月挣400元,加上捡瓶子能挣200多元,哥哥在外拾荒也能捡上几百元,现在哥俩的生活也算过得去了。

到下午4点半,“板牙”收工了,这一天收获不到20元钱,代价是他在这里来回爬行了20多趟,3公里有余,浑身灰土,如同换了一身皮肤。我问“板牙”累不累,苦不苦。他笑着说,又能健身,又有人给钱,不苦。我不由诧异,他接着说:“就得自己想开,做人要开心,你别看我不识字,但别人说的话我会听。一天听一句,一百天,我能听一百句,都有道理。”

“板牙”告诉我,夏天的时候活儿不如冬天好。“冬天的时候我都是光着膀子要钱,冻得不行了就到百货大楼里面暖和一阵,冷是真冷,但也真下钱,一天都能有个七八十块钱。”

回窝才发现,屋里就剩下“板牙”和“大眼”,“大眼”说,其他人都有残疾,全上敦化赶端午节的“开光仪式”去了。德哥是最早走的,两天前他才刚从敦化回来,今天又走了。“大眼”告诉我,像德哥和刘哥这样专跑开光的,每次都能要回三五千元。“德哥的脚冻伤后截了,每天换药就得60多元,加上日常开销,要是只在长春要钱他早就死了。”

“板牙”做了两碗土豆炒白菜和一碗炒鸡蛋,盐放多了,被我们笑骂,就着“大眼”炒的半碗猪肺我们三个喝起了酒。

“大眼”顿顿离不了酒,酒一喝开,话也多了。“大眼”告诉我,这屋里除了刘哥,其他人都蹲过牢房,比如“板牙”曾因为偷铁进过半年看守所,比如德哥因为伤害罪在镇赉监狱呆过8年,他自己因为抢出租车也在18、9岁的大好年华进入镇赉监狱服刑6年……入夜,雨还在下,屋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大眼”说起了他在监狱时的经历,讲他们怎么生吃老鼠、毛虫和蛇,讲怎么给新来的犯人立“规矩”,包括讲他在监狱因为打架被关“水号”以致几次下来失去了性能力,并说这样也好,让他现在能省下不少钱来喝酒。

“板牙”则正好说起了他几个月前在白山,花30元钱找了一个19岁的女人,说那女人白白胖胖让他至今念念不忘。

“板牙”以前也有过女朋友,不过他只说自己在饭店干活,和那女孩儿好了一阵就自然散了。“板牙”精力很旺盛,和许多血气方刚的乞丐们一样,以前手边有闲钱的时候也会花上三五十元找个女人,现在手上拮据,大多时候就自己用手解决。虽然只有21岁,他的经验已相当丰富,说起不同年龄段女人的差异来很有一番心得。

从今天开始,我开始要钱了。“板牙”告诉我,这一行可以叫“吃百家饭”,可以叫“要钱”,但忌讳说“要饭“。

我四肢健全,不可能像那些肢残乞丐那样露出残缺的身体来换取人们的同情,也不会像“板牙”那样满地爬着要钱。针对我的情况,“板牙”曾给我出过主意,他让我把脚趾抹上墨汁,假装是得了“脉管炎”,没钱医治;后来又说不如干脆写“求助”,于是我就找来纸板,开始写上一些“父亲自杀,母亲外出躲债,寻亲失败”之类的话,然后就是伸手要些路费,最后是千篇一律的“祝好人一生平安”。

清晨5点多,我穿着板牙的夹克衫,到三道街江山商厦早市要钱。夹克很小,将里面的衣服都窝在了一起,我双手抱膝坐在几块泡沫板上,两眼无神望着身前的“求助”纸板以及一边放了两块多钱硬币的钱罐,当有人扔下钱时,我就点头致谢。

从5点多到7点多,我一共要到了1元2角钱,少得让我有些难堪。更让我难堪的是路人的议论,一个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在路边要钱,确实让人很难接受。我在最初走进那间公寓的时候,虽然德哥没多问什么,只说既然要干这行,肯定也是遇到了难处,但我还是说了一些编出来的经历,说跟着哥哥来长春,后来哥哥出事一直没有消息,我身上的钱也所剩无几,让他们相信,我是要些回家的路费,同时等哥哥的消息。

7点过后,我和“大眼”到了般若寺门前,“大眼”让我在大门东侧要钱,“‘半死’在那边,你俩还不熟,别过去,也别过来找我,就当咱们不认识。”他说的“半死”是个残疾乞丐,后背上打着钢钉。“半死”冬天也在我们那个小屋住,但他身上的味儿太大,所以夏天只能在露天睡。

般若寺门前一向是乞丐的高收入区,遇上庙会等活动还常常会有不少意外收入。不久前庙会的时候,如意门前有人散财行善,给的全是百元一张的钞票,一直扮瘸子的“大眼”听到消息拖着拐杖就飞奔过去,抢着往前挤,甚至后来把拐杖都弄坏了。“大眼”告诉我,如果有人来搭话,千万别搭理,因为在这里,不仅乞丐通过骗人要钱,还有人专骗乞丐的钱,比如提出替你买饭,结果骗到钱就没影了。“大庙门前就是一圈骗子,相互骗,最后总有一个倒霉蛋。”

今天是端午节,但是我在这里并没要到多少钱,因为我才要了不到两个小时,就有一位好心的路人非要给我介绍工作,我推说没有证件,还被人骗过,一个劲儿的拒绝,反被误会是让人控制了,这位好心的女士当即劝我:“别怕,我帮你报警。”

无奈之下,只能跟着她去劳动力市场转了一圈。我曾怀疑她可能是其他乞丐找来撵新人的,又或者是给人介绍工作从中抽头的,甚至怀疑她可能是人口贩子,但最后我很是无奈的发现,她真的是一片好心,还是一位俗家弟子。费了好大劲将这位好心人打发走,已是下午了,而且天阴沉沉的快下雨了,这就意味着我这一天的收入总共还不到10元。

晚上,小屋里并没有多少节日的气氛,今天的那场雨让大家收入都不好,冷清的人气伴着几个冷粽子,一盘炒鸡蛋,当然还有啤酒,没多久就睡了。

般若寺门前我不敢再去了,我怕再遇到那位好心的俗家弟子,于是我去了红旗街,在欧亚商都一带要钱。这次没有遇到什么干扰,但还是没要到多少钱,这一天下来依然不到10元钱。让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我在这儿没有收到多少路人异样的目光,我不知道是这一带的人们太忙碌了,还是对这样的景象太习惯了。

下午4点半,我收工回到公寓,依照我和“板牙”之前的约定,我俩晚上去滑冰场“泡妞”。“板牙”说,到冰场里,见着不太会滑的女孩,就可以过去搭话,教她滑,握着她的手带她,慢慢几圈下来,大家熟了,留个电话以后再约出来吃饭,培养感情。“反正谁也不认识谁,就算被拒绝了也无所谓,多试几次总会有机会的。”他笑着告诉我,他在这个冰场已经混了好几年了,以前的那个女朋友也是在冰场认识的。

晚上7点多,我们来到永春路上一家旱冰场,门票10元。“板牙”经常来这里玩,旱冰的水平也不错,只是动作看上去总显得僵硬。我滑了一会儿就坐在一旁看他,“板牙”很快就找到一个还不太会滑的女孩,上前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拉着女孩的手带着她慢慢在内圈滑了起来。之后的近一个小时里,“板牙”和那个女孩就一直在一起。我们带着满身的疲惫和臭汗离开的时候,已是第二天1时许。

后来“板牙”告诉我,那个女孩儿是个中学生,给他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但遗憾的是“板牙”最终还是没记住。“板牙”依然说自己初中毕业,在饭店里打工,一月挣500元。其实“板牙”一个月能挣1000元左右,但他宁可说自己挣500元,他不能让对方知道他是个要钱的。就像“板牙”喜欢百货大楼里一服务员,但他知道自己只能想想:“她知道我是要钱的,这辈子都看不起我,就算她肯跟我好,她的姐妹也会笑话她。”他的声音越说越低。

去敦化的人里,只有刘哥回来了,因为这次活儿不好,大家都不甘心,打算再要几天才回来。“板牙”今天没出去干活,上午睡觉,下午去了浴池,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最倒霉的是“大眼”,冰雹直接把他堵在了国际大厦。

回到屋里,刘哥没有出门,我和“大眼”就比较着今天的收入,我在重庆路要了3元9角,他大庙要了7元2角,加起来刚过10元,我俩无奈的对笑了一下。“大眼”的身上有不少刺青,有他自己名字的汉语拼音,也有一串数字,前面的是他的出生年月,后面跟着的是他被第二次提审,并最终合并判处有期徒刑6年的日子。1997年出狱后,他曾有过几份工作,包括在一个鱼塘干了一年多电工,但最后他还是失去了工作。因为“大眼”离不了酒,但没有哪个老板愿意雇佣一个酒鬼,于是去年初他成为了一名乞丐。

“大眼”告诉我,这屋里的人除了拐李,没有谁是心甘情愿做乞丐的。刘哥原先是石场的,后来被炮崩了胳膊,回家后才干上了乞丐;德哥也是从小时候就开始流浪,后来入狱,现在还冻废了脚,没人知道他干了多少年乞丐,他自己从来不说,只知道遣送站的人都跟他熟得一家人一样;“四瞎子”以前有个南京江宁的媳妇,离婚后从江苏回到长春,高度近视,什么也干不了,攒点钱还得花到药费上。“就拐李以前是收破烂的,后来在大庙门口认识了李东(也是一名乞丐)。那时候要钱容易,他一咬牙也就入了行,现在钱不好要了,还有点后悔呢。”

“以前人们愿意给我们钱,大家手上钱也能攒下不少,要钱的人里也有一些帮派组织。”他告诉我,即便现在,有些乞丐圈里也有组织,但基本上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现在人们已经不太愿意给钱,乞丐的收入都少了,没多少钱可以给,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使用暴力,乞丐们也懂得报警求救。“警察不管要钱的,但管打人的,反正打110也不花钱。”

“大眼”说了半天,看看我说:“你还年轻,现在有难处干一段时间这个行,千万别干长了。”

连日的大雨让大家都没法干活,“大眼”要了半天,被雨打了回来,收获是2元7角,还不够饭钱。我和“板牙”坐在屋里聊了很久,“板牙”告诉我,他有个梦想,再干一两年,攒上2万元,自己开个小食杂店,再也不干乞丐了。

“板牙”是伊通县人,7岁那年父母离婚,他跟着父亲来长春要钱,没上过学,不认识字,这在这个年龄段里也算是相当罕见了。他告诉我,最开始的时候看着陪着父亲要,后来就去抱人腿,也当街跪着要,也找人写过“求助”,扮过残疾,基本上长春乞丐用的招数他都会,最厉害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光膀子要,多的时候一天能要到100多元。

前两年收入好的时候,他曾攒下2万余元,但最后都被他父亲输了。他也怨恨过父母:“我爸妈从没帮过我,我妈这么多年从来没说想看看我,没给我买一样东西;我爸就知道带着我要钱,不让我念书,我祸害了我的钱。”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从看守所出来之后,他渐渐想明白了很多。“天大地大,不如父母的恩情大,我爸再对不起我,他也是我爸,钱已经输了,再说啥也没用,再挣就是了。”只不过如今的收入已大不如前了。

收入少了,乞丐们也不再那么在意“地盘”的概念,只要没人,就可以在那干活,甚至很多乞丐开始纷纷转行。比如“秃耳”开始做起了小买卖,“板牙”的爸爸改行磨刀,现在也开始琢磨着拾荒。“板牙”也想攒钱开个店:“我想开个店,然后找个对象结婚,以后白天卖货,晚上我媳妇看店,我就在店门口支个小炉子烤点肉,喝点啤酒,两口子守着过日子比啥都强。要是有个小小子,就让他好好读书,一定让他上学。”

为了实现梦想,“板牙”甚至给自己算了一笔帐,每天5点去东大桥的早市,在那能要上10多元,然后去百货大楼,下晚收工能要上20多元,一天下来省着点吃用,也能攒下近30元,一年下来也能有个七八千块,没准还能近一万元,两年下来他就有希望开店了。“有了工作,我就不是要钱的了,也能正经找个对象了。”说着说着,“板牙”的眼里已经充满了幸福的憧憬。我问板牙为什么不干点别的。他的眼里又满是无奈,没有身份证,没有文化,还没有本钱,想要干点和现在收入相差不多,哪怕再少些的活都很难。“以前也试过力工,但没多长时间就不干了。”

这两天,天气太糟糕,大家都缩在小屋里,闲聊之间,他们告诉很多事。比如那些抱着孩子要钱的除了甘肃来的,还有不少来自河南、江西、浙江、江苏等地,其中不少人是带着自己的孩子,要上几年攒点钱,回去还能供孩子上学。这些人属于乞丐圈里的“游击队”,和他们这些“常驻军”之间来往不多,有时候还会起冲突,比如“常驻军”会找人故意找茬,当众点出“游击队”的漏洞,逼他们离开。但“常驻军”之间通常都是相安无事,不过遇到像发钱之类的事就不管了,谁厉害谁得钱。

15日晚上,我和“板牙”又去滑了一次旱冰,还带他去上网。不过这次“板牙”没有搭上女孩,上网也没有任何收获,因为他不识字,打开网页只看得懂图片。一个小时下来,“板牙”非常失望的发现,传说中的QQ让他连一个女孩的面也见着,于是他说以后不上网了。

我告诉“板牙”,我哥回来了,要和我一起回老家了。“板牙”很难过,问我叫什么名字,说他长这么大一直也没有什么朋友,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年龄相近的,又快走了。我告诉他,我叫单新,如果以后还回来,一定会找他,希望那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食杂店,还有媳妇。

16日下午,我帮“板牙”写了一封情书,因为“板牙”看上了一个浴池的女服务员,并因此花10元钱在那个浴室住了一夜,还答应给那服务员买个小饰件。但后来女孩儿不怎么理他了,“板牙”觉得是因为他告诉她,自己是个要钱的,而且现在没多少钱,这让他有点后悔。在写信的时候,“板牙”唱着他最喜欢的歌,《你到底爱谁》,并声嘶力竭的喊着:“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

写完信,我走了。我曾以为像“板牙”这样从很小的时候就以乞讨的方式接触社会的孩子是可怕的,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个社会的规则,但生存教会他们最直接的方式去获取他们需要的东西,并且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板牙也因为盗窃而进过看守所。但和他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他们的身上也有很多让我感动的东西,例如他们对于困境的乐观,对于挑战的执着,尤其在“板牙”告诉我他对父母的想法时,我更深刻的意识到生活能教会他的还有很多闪亮的东西。走出门口,我就祝福“板牙”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东亚记者亚东)

李德水称,作为一个概念,“绿色GDP”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而在如何核算“绿色GDP”等问题上,各方尚未取得一致。

近年来,包括国家环保总局在内的环保人士对“绿色GDP”可谓情有独钟,对推动其核算试点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各级统计部门却一直保持相当低调的姿态。因此,李德水在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备受瞩目。

“实际上,这是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就此问题的矛盾公开化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绿色GDP”试点专家顾问组成员周宏春对《商务周刊》说。

作为一个新概念,“绿色GDP”在强调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这两年,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

去年3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依照这一指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关于构建“绿色GDP”核算框架的研究,争取在3—5年的时间里建立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

“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件好事。”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绿色GDP”试点技术组组长王金南对《商务周刊》说,建立“绿色GDP”指标体系,对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提高注重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很有必要。

王金南介绍,“绿色GDP”核算是将资源和环境独立出来,建立资源和环境的卫星账户,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补充——也就是在此基础上对传统GDP进行调整,通过“加减法”得出“绿色GDP”。其形成方法大致有两种主流模式——一种是绿色GDP=传统GDP-(自然资源的消耗+环境损害的成本)+环保部门新创造的价值;另一种模式则是在传统的国民经济账户表中加入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成本信息,调整得到“绿色GDP”。

然而,核算模式看似简单,但其是否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技术问题。也正因如此,在今年2月28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向媒体通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已在北京、河北、浙江和海南等十省市启动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两个多月后,5月24日,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中国循环经济高峰论坛上对“绿色GDP”进行了强烈的质疑。

李德水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方面:首先,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对于资源和环境损失的估算很难像产值统计那样严格按照属地原则进行,以淮河的污染为例,是给上游的河南省在传统GDP上“扣分”还是给中游的安徽省“扣分”,并没有一个合理的核算体系;第二,一些资源的定价几乎不可能,确定资源和环境的价格是开展“绿色GDP”试点的一个主要障碍。而更为主要的是,目前是否有对“绿色GDP”进行核算的必要。一些统计专家认为,由于各种基础数据的严重缺乏,在还没有做好环境资源实物量的统计数据之前,“绿色GDP”的核算几乎也无从谈起。

“两家部委在‘绿色GDP’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周宏春说,“这已经暴露得比较明显了。”

但矛盾不仅在于技术上的分歧。“‘绿色GDP’核算作为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包括统计、农业、林业、水利、环保等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对《商务周刊》说,“如果让人误认为只是一个部门的事情,这对其他部门是不公平的。”

国家统计局与环保总局之间的分歧,似乎并没有许宪春司长表述得如此含蓄。据一位试点省份工作小组的成员向本刊介绍,此次“绿色GDP”试点工作虽然由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共同负责,但由环保总局担纲,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任领导小组组长,国家统计局负责配合。“作为一个对传统GDP进行‘秋后算账’的经济指标,环保总局是否应该在试点工作中占主导地位还有待商榷。”周宏春说。

“没有GDP,就不可能有‘绿色GDP’。”作为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第三方的学者,周宏春认为,既然是以GDP为基础的一个经济指标,就应该由统计部门主导,其核算权、数据的发布权等应该属于统计部门,因此,环保总局的一些做法和言论多少有些“不符合程序”。比如,环保总局经常“高调”向媒体通报,“绿色GDP”将纳入统计体系、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并将公布一些地区官员的政绩等等言论,似乎有“越权”之嫌。

另一个部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认为,作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绿色GDP”,水资源涉及到水利部,森林资源有国家林业局,海洋方面有国家海洋局,最后数据的核算还要经过统计部门。他说:“环保总局不能总是自己发布一些信息,对一个政府部门来说,这不够严肃。”

有关国家部门在“绿色GDP”核算权、主导权等问题上的分歧,在试点地区也表现了出来。浙江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副处长朱天福告诉本刊,试点工作还没有进入正式的操作阶段,但环保部门和统计部门的态度并不一致。

“环保部门确实比较高调。”朱天福说,“但到底什么是‘绿色GDP’,其核算需要哪些条件,他们并不十分了解。在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上,他们的方案不十分成熟,缺乏操作性。”

针对统计部门及社会上对“绿色GDP”的质疑,环保总局并没有正面进行回应。多位环保总局官员在接受本刊的采访时,仅以“试点刚刚开始,不便过多评议”为由,对各种争议和分歧不以置评。

“‘绿色GDP’引起争议是必然的。”王金南说,“目前在技术上确实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国家统计局与环保总局的争议,更多的是技术上的分歧。”

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则认为,在属于学术探索的试点阶段,更多考虑的不应该是话语权或者所谓越权之争,“能否摸索出一套核算体系才是关键。”顾说。

然而,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司长郑京平表示,“绿色GDP”是个好概念,“但是要想把它付诸实践又是非常非常困难”,短期内不要对“绿色GDP”寄予过高的期望。

据统计部门向本刊介绍,目前,并没有一个科学的核算体系,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用“绿色GDP”来计算本国GDP或者考核官员政绩,“绿色GDP”还只是停留在概念的宣传及初步实验的阶段。

而且,“绿色GDP”虽然考虑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因素,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部分影响,但社会与经济、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人民生活水平、就业率等并没有考虑进去,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全面的经济指标。更为关键的是,我国实物量核算、资源价值量核算等相关数据的缺乏,成了“绿色GDP”核算难以逾越的障碍。至今,我国尚未建立一个包括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以及废水、废渣和废气等庞大的资料库,目前所谓“绿色GDP”的试点工作,也只涉及“三废”等有限的部分,并未将自然资源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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