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会见董建华 充分肯定香港特区政府工作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10:46:47

其二,为什么是武钢而不是宝钢、新钢钒、万科、白云机场呢?这里有极大的随意性(是否后几家也可随心所欲地大搞一阵啊)。创设权证等任何创新不是不可以搞,而是必须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按照章程,经过股东大会批准同意才可以搞。临时改变原来的股改方案也应经过法定程序。再则,是谁规定只有13家有创新资格的券商可以去搞创设权证,可以不担多少风险大把大把地捞几亿、十几亿的真金白银呢?何不以“三公原则”让全国大中小股民、投资者一起去创设新权证呢?像国外市场的做空机制一样,人人可以搞,全国投资者也去押现金、押股票来创设啊!为什么明明风险很大、要亏的权证允许中小股民去玩;而实力雄厚的大券商则可去创设风险极小、收益极大的权证呢。可见,这件事有极大的随意性、不公正不公平性,即武钢创设权证的合法性值得质疑。

此外,武钢创设权证及目前的大批上权证的做法实际上并不符合“股改为先”的大道理。全国目前的头等大事是股权分置改革。而权证一不收印花税,交易成本低;二是涨跌停板大大超过10%,波动空间更大,刺激性强;三是交易制度上实行“T+0”,快进快出,尽管从大处看风险很大,而从具体过程看,风险仅几分钟、1—2小时,活跃方便,100—200万一天可以成交2—3千万。由于比股票交易方便得多,必须吸引大量热钱参与。这对本已资金很缺的股市,犹如雪上加霜。对股权分置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宏观上的冲击。倘若以后再搞的几家创设权证中,这些实力雄厚的大券商除了创设、再创设外,还有谁有心思去买G股、运作股市呢?这对整个股改是一个大的冲击。

这也有违于国务院领导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一要市场稳定,二要给投资者有好的预期的指示精神。即,从战略上讲,权证成批推出是错误的。继续推出几家权证及创设,不但不会平抑权证热,最多是扬汤止沸,必然吸引更多资金离开股票参与权证,除非股市也搞T+0。

中新网12月4日电新华社消息,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国际UFO研究专家王思潮向记者通报,近日,他观看了今年9月8日在新疆上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的录像,根据对录像进行分析研究,他认为,不排除该UFO是与地外智慧生命有关的飞行器的可能性。

据王思潮描述,9月8日晚9时18分,在新疆喀纳斯地区距地面约200千米高度的上空,该飞行物边朝着西北方向飞行,边向5个不同方向喷射物质,喷射物的角度呈80度。一会,该飞行物又停止了喷射,呈现为螺旋状的发光物向正北方向飞行,直至消失夜空。整个过程持续了3分多钟。

“向不同方向喷射物质,之后又呈现为螺旋状发光物,这两个特征同时出现在同一飞行物上,这在以前还是没有过的。”王思潮说。据他介绍,起先,有人以为该飞行物是彗星,但他经过认真观察比较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原因有三:首先,若是有如此亮的彗星接近地球,天文学者应该很早就会发现;其次,尽管彗星的尾巴很长,但彗星移动的轨迹相对来说要缓慢得多;第三,两者的尾巴形状也有差异,彗星喷射出的每一条尘埃尾巴要更宽一些,且带点弯曲。

王思潮同时否认了该飞行物由人工驾驶的可能。飞机喷射的烟雾通常只有一条,烟雾即使有分叉,角度也很小,因为这样有助于节省燃料,但该飞行物喷射物的张角却有80度,而且是朝着五个不同方向。此外,飞机的飞行高度通常在1万米左右,且喷射出来的烟雾通常要在大气层中停留较长时间。而该飞行物的高度为200千米,喷射物也一会就消失不见了。

15岁上班第一天就被老板炒掉时,没有人预想到年仅15岁的穷小子会成为香港佳宁娜集团董事局主席、香港的牛仔裤大王,进军深圳作为内地大本营、生意做大到全球各地。

近日,深圳和香港近400位工商界人士乘坐一架波音777飞机,从深圳出发前往湖南益阳,参加佳宁娜益阳梓山湖公园整体开发经营项目奠基。

这是港深企业迄今在广东之外的泛珠三角最大的投资项目,总投资28亿元。这么大的资金为什么要投向一个内地三线城市?风险有多大?效益有多少?不少人充满疑虑。但是,当他们实地考察之后,才猛然意识到这个项目在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城市圈中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马介璋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最早投资深圳的港商代表,还因此带动大批港人投资深圳及广东其他地市。

1949年,7岁的马介璋随父母从广东潮阳去到香港。全家人挤住在香港贫民区的一间小木屋,睡梦中曾从小阁楼上踩空摔下来,下巴至今还有伤痕。15岁初中毕业,马介璋到母亲打工的一家毛衣厂当学徒,为毛衣“抓毛”。第一天上班,什么都不懂的他,到母亲的工作间询问应该怎么做,被老板碰上,认为他贪玩无心工作,当即炒他“鱿鱼”。马介璋安慰母亲时是这样说的:“终有一天我要开比他大十倍的工厂!”

第二份工作是当牛仔裤裁缝的学徒。机敏的马介璋很快成了熟练工,白天在车间缝牛仔裤,晚上还做缝纫,一天工作18个小时,每个月能挣300多元。干了两年,除去交父母补家用的部分,自己也攒下1500元。一心要改变自己打工命运的他,迫不及待地开创自己的事业。他用这笔钱租下一间地铺,买了两台旧的制衣机,然后与大厂接洽收原料,先把牛仔布料外发给家庭主妇加工,再收回来自己做“上裤头”等工序。这样的家庭式加工一干就是三年,他从中赚取差价,做得十分顺利,铺位规模逐年扩大,竟盈利10多万元,雇工达到250人。

接着马介璋通过经纪人介绍直接为外商加工,减少中间环节,利润又大幅增长。于是他买地造房,建起l万平米的达成制衣工厂,步入香港制衣商的行列。后来他依托内地,在美国、加拿大、荷兰、法国、泰国与港澳等国家和地区都设有企业,组成以生产牛仔裤为主兼营布匹、拉链、纽扣等副料的香港达成集团。

马介璋的誓言没有落空,他的工厂比当初炒他的老板的工厂大了几十倍,还获得“牛仔裤大王”的美称。

潮州菜以鲜美清淡的口味传遍全球华人世界,可谁能想到,第一个把潮州菜作成品牌推向全国的正是马介璋。

1988年,马介璋在深圳晶都酒店开办全国第一家大型外资潮州菜酒楼佳宁娜。其实,马介璋在深圳开办潮州菜酒楼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现在春风路的金碧酒店。金碧酒店的人员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红火景象。吃饭时间,酒店前车水马龙,不但有本地人,更有全国各地的人。

在深圳设店之后,佳宁娜相继在广州、温哥华、泰国、海南、昆明、成都、上海等地开设分店,遍布世界各地,成为第一家中餐跨国饮食集团。

“佳宁娜”在潮州话中是“老乡”的叫法。佳宁娜潮州菜的成功得益于其多方面的独到,而潮州商人对潮州菜的感情和推动,也是带动潮州菜遍布全球的重要动力。也就是说,马介璋创造了一个潮州菜的品牌,让遍布全球的潮州人成了潮州菜的推销员。

遍布全国各地的潮州菜酒楼,成为佳宁娜稳定的利润来源,直到今天在各地扩张的势头不减。

在香港做牛仔裤起家以后,马介璋大部分投资集中在深圳,从潮州菜馆,到佳宁娜广场,再到华南工业原料城,带领企业成功转型的轨迹,可谓一步一层天,他说,“深圳是我投资内地的大本营”。

马介璋是第一批投资深圳的港商。1985年,他开始调整策略,把投资由香港转向深圳。这一招使他的事业有了全新飞跃。从1985年开始,马介障在深圳投资500万元设服装厂,第二年就增资到3000万元,继而他又参与了制鞋、旅馆、娱乐业等投资,在宝安县发展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工业村等。在他的带动下,大批港商跨过罗湖桥来到深圳“掘金”。

1991年,马介璋投资10亿多元建造佳宁娜友谊广场,位置靠近深圳火车站。项目总建筑面积近14万平方米,整个大厦由四座塔楼组成,集商业、办公、住宅、休闲、娱乐于一身,在当时的罗湖建筑群中鹤立鸡群。有人认为火车站人流集中,但脏乱差,低档宾馆酒店或许可以生存,开发高档项目恐怕不合适宜。很多人不明白,在那么多可供挑选的好地段中,马介璋为什么独独看中这个地块。直到近年来,地铁开通,火车站广场和人民南路的改造,佳宁娜友谊广场的价值得到尽情释放,他们才初步领略到马介璋当年投资的胆识。

总投资26亿元的华南工业原料城,是马介璋在深圳投资的另一个大项目,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项目。不少人心有两大疑惑:一是凭马介璋在深圳的实力和关系,怎么会弄这么一块偏僻的地皮?二是做房地产,短平快的项目多的是,他为什么要搞什么工业原料城?

但马介璋还是说服了好友郑松兴、孙启烈、马伟武、梁满林等5位港商一起投资。马介璋在制造业浸淫多年,对华南地区的产业结构相当稔熟,对各种工业原料的供应渠道及在制造业中的价值非常了解,因此能够洞悉其中的商机。他的观点与制造业的几位港商朋友一拍即合。目前一期工程50万平方米投入使用,纺织服装、皮革皮具、五金化工塑料、纸品包装印刷和电子元件及电脑配件等5大工业原材料市场招商火爆。这再一次证明了马介璋的眼光和神采。

马介璋,佳宁娜董事局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深圳市侨商国际联合会会长、深圳政协副主席、香港潮州商会会长、深圳外商协会副会长等职,曾获2003年度香港铜紫荆勋章。

熟悉马介璋的人都知道,马介璋不爱奢华,吃饭经常是白粥和榄菜;唯一爱好是唱歌,学唱歌很投入,为了学会一首新歌,会反复练习,有时候办公室里没人,也会扯着嗓子唱一段;不会打高尔夫,特别喜爱打乒乓球。如果有客人能陪他打几局乒乓球,兴奋之余,还会高兴地揽腰拍肩成为哥们。

诚实守信是马介璋的秘诀。早年创业,与一个德国商人谈成一笔生意,那人要求第二天早晨看合同。达成意见时,公司秘书已经下班。由于那时候秘书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马介璋只好自己摆弄起了打字机。整整一个晚上,艰难地敲出一份合同书。第二天早晨,他把这份合同按时送到客人住的酒店,那个德国商人看了这份歪歪扭扭的合同乐了。马介璋老实相告,这份合同是自己一宿没睡打出来的。德国人说,合同表面不规则,但内容简洁,数字没有错。就在上面签了字。就是因为这份歪歪扭扭的合同,几十年来,这个德国人都是马介璋的生意伙伴,并且成了好朋友。

由于良好的信誉和为人之道,马介璋获得了商界颇多支持。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香港服装实施限额制,但他却一下子获得港府10万条牛仔裤的配额,占了全港配额的相当一部分。就算后来在房地产上吃亏,出走南非重新创业,由于信誉不跌,名誉不倒,他获得了美国客户大批订单,迅速从房地产业失利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恢复了元气。

家住罗湖的汤丽女士一直记着这样一件事。1998年的一天,她和朋友到深圳佳宁娜潮州酒楼吃饭时邻店突然发生火灾,店内一位负责人沉着指挥顾客和员工撤离。她好意提醒顾客尚未买单,那人说:“生命比金钱重要,一律不用买单了!”她对这位最后一个撤出来的小个子非常钦佩,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老板马介璋。(深圳商报记者徐明)

这是一个制造明星企业家的时代,大量耳熟能详的企业家明星充斥着各种传媒,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让财经记者们不断兴奋;这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一个个明星企业家,昨天还是一脸灿烂的笑容、春风得意马蹄疾,今天却已经沦为阶下囚,亿万身家,转瞬灰飞烟灭,香车美人,忽而遥不可及……

美国成功企业家克雷格·霍尔在其《负责任的企业家》一书中认为,转型市场固然潜在着巨大回报,但是,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承担了更大的风险,会面临由于政府的脆弱和反复无常而导致的不确定性、腐败风险、组织化犯罪等等。克雷格·霍尔指出,“负责任的企业家”就是一个企业家在赚钱的同时,也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他由此认为,“负责任的企业家”要对国家和公众的未来进行真正的投资,而不是一帮单纯追逐个人名利之徒。

以上述标准衡量中国目前的企业家,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什么样的企业家,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企业家。当然,上述要求或许是苛刻的,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尚处于创业初期,尚面临如何生存下去的严峻考验,远没有到“达则兼济天下”的程度。但是,社会公众对企业家的要求却不会有丝毫降低,法律也不会因此网开一面。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如华为总裁任正非、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联想集团前总裁柳传志、方正创始人王选等等。在中国由官宦社会向真正的商业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企业家们对国人观念的影响深刻而久远。

但是,中国企业家们尚面临着多种难题。一方面,传媒、社会公众对明星企业家极尽追捧,寄予了很大希望;一方面,官宦社会的影响还远没有被剔除干净,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尚远没有达到成熟商业社会的水平。一方面是社会对企业家们相对高但合乎情理的要求;一方面是大量企业家自身素质及所处的社会、经济、法制环境的不尽人意。中国企业家就以这种尴尬的方式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如果按照西方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准,如何评价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中国又有多少人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企业家?

就上述问题,本报与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共同举办了一场论坛,论坛邀请了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陈家强博士、副院长戴启思(StevenJ.Dekrey)博士、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周苏苏、通用技术集团香港国际资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志勇、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徐岩教授、樊景立教授、李家涛副教授等。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IEMBA课程协调中心副主任林智生亦出席了本论坛。

主持人:以发达国家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准看,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企业家?标准是什么?

陈家强:我觉得作为企业家应对企业发展战略有清晰的认识,敏感捕捉市场机遇。能管理好企业、使企业持续发展。为此,企业家必须具备创新能力,有较强的执行力。企业家还应该具有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包括对股东负责和对社会负责。作为一个企业家,服务于一个企业,股东把企业交给你,你有责任合理利用资本,带领企业创造利润,给股东合理的回报。同时,企业家还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不能惟利是图。一名好的企业家,还要善于用人,并且成为一个好的教练,能培养出一个好的领导团队。

戴启思:在西方,企业家分为创业者和经理人,前者创立了一家企业,并拥有该企业的产权,后者不一定拥有企业的产权,两种人的共同特征是对企业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比如我在香港有一个朋友,20岁的时候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公司,现在他63岁了,公司在60多个国家有业务,受到国际认同,这个人显然是个创业型的企业家。而杰克·韦尔奇则属于职业化的企业家。在美国,成功的企业家必须是能把控公司的发展战略、能让公司持续经营的企业经营管理者。

樊景立: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要有巨大的成功商业案例,即规模要足够大;要有比较系统的商业理论;要对社会有巨大的正面影响力。按照上述标准,国外有大量的优秀企业家,如让IBM浴火重生的IBM前CEO郭士纳、领导GE达到一个发展高峰的杰克·韦尔奇。但是,企业家的第三个标准——社会影响力有时候在短期内是很难判断的,杰克·韦尔奇刚到GE的时候,实行大裁员,在当时引发了很大争议,后来才证明是正确的决策。

主持人:如何评价中国目前企业管理者?与成熟的商业社会相比,他们存在哪些欠缺?

陈家强:有一点的确很遗憾,很多内地的企业家尚仅仅是个工业家,过于重视产品品质,追求产品的完美性,对人才管理重视不够。内地市场经济尚不太完善,经常出现一窝蜂投资、部分产业过度投资严重,持续发展策略不够。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那时的厂长、总经理都是官派的,企业更多承担的是社会责任,主要解决就业问题,市场驱动力很弱,主要靠厂长个人的能力推动发展,而不是成熟的管理团队。目前,内地职业经理人市场也不成熟,公司提拔干部还是以内部培养为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地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

周苏苏:其实中国制造的商品质量不差,但品牌附加值尚没有体现出来,这与企业家品牌意识不高有关。我在英国看到一种葡萄酒,每年只生产几千瓶,但每瓶都是精品、都很贵,整体产值很高。中国制造就是缺乏这种精品意识和制造精品的商业模式,很多企业家仍过于注重量的提高。今后,中国的企业家应着重在品牌价值上加强工作。

主持人:北京大学教授刘伟曾说,现代企业家应该有:一、创新精神,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敢冒险没有创新精神还叫什么企业家,那叫企业匠。二、必须具备深厚的责任感,不具备责任感的创新,不叫创新叫赌博。三、要守信,市场经济本身是信誉的经济。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樊景立:刘伟先生3个标准中的“守信”,标准太低了,在法制社会里,守信是最基本的要求。“创新”是企业家必需的素质;“责任感”要看是对谁负责,是对股东、顾客负责,还是对员工负责?我想,应该是对社会负责,企业本身就要对顾客和股东、员工负责,为顾客创造价值,此外,还应该对社会负责,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刘志勇:中国的守信,更多的是道德标准,而非法治层面的要求,不守信也很难受到法律惩罚。因此中国目前不佳的诚信环境,具有特殊性,作为一种标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

樊景立:谈到责任,我想作为真正的企业家必须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力,否则很难受到社会的尊重。杰克·韦尔奇从GE退休后,与妻子离婚了,但他没有给妻子相当的生活费用,表现得非常吝啬。不久被他妻子告到了法庭,在法庭调查韦尔奇收入时才发现,原来他从通用公司获得了令人惊诧的丰厚退休待遇。在其丰厚退休待遇和对待妻子的吝啬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个事件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让很多美国人怀疑杰克·韦尔奇做人的品质,和作为杰出企业领导人的素质。

李家涛:因此,我们提倡企业家应当有社会责任感,必须有积极、正面的社会影响力。在国外,有黑社会背景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商业领袖。

主持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被称之为企业家的人,或自认为是企业家的人,如方正创始人王选、荣事达集团总裁陈荣珍、海尔总裁张瑞敏、邯钢集团总裁刘汉章、联想集团前总裁及董事长柳传志、现任总裁杨元庆、华为总裁任正非。这些人可否称得上是真正的企业家?依照上述标准,中国有多少人可以称得上企业家?

周苏苏:企业家是一种身份,但是否是真正的企业家、是否能走很远,关键要看企业家是否有长远眼光,成功的企业家肯定在所在行业里有独特的眼光,对人生哲学、商业哲学理解深刻。

应该说,中国现在有一大批企业家,知名度高的也不少。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到海外去,在发达国家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优质产品,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离不开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企业家推动。尽管,中国的企业家中,尚少有杰克·韦尔奇等那样广为人知、成为著名商学院研究对象的,但他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为投资人、客户和社会创造了价值,为员工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成长的舞台。

从这个角度看,张瑞敏、柳传志、侯为贵、李东生、任正非都应该是优秀的企业家,杨元庆等人则是新生代企业家的代表,更具有职业化的特点。这个群体对社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

刘志勇:我不同意只有在市场条件下才能产生企业家的说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有可能出现真正的企业家。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家,更需要创新精神,需要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要“多面看”,既要向上看——与上级领导搞好关系,保住自己的位置;还要向市场看,让企业有个不错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有很多真正的企业家,除了传统产业的张瑞敏等人,还有盛大的陈天桥。在中国众多行业里,家电行业是放开最早、竞争最激烈的一个,张瑞敏在这个行业里做得很优秀,是细分市场的成功者之一。张瑞敏还把西方先进的企业经营理念与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结合了起来,进行创新,如针对农村地区的需求,生产出了可以洗地瓜的洗衣机;提出“下一道工序就是用户”、“只有淡季的市场,没有淡季的思想”等等。

陈家强:(笑)也不能厚此薄彼嘛,也打5分吧。柳传志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企业家,联想收购IBM全球电脑业务,不是作秀,而的确是从联想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做的。海尔国际化实践成功与否,现在还很难下结论。对于中国内地企业的国际化浪潮,要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要给企业机会去尝试。

从企业差异看,海尔人才管理不及联想,联想已经找到了接班人,但海尔的接班人好像还不明确。此前,看到有记者采访柳传志,问他为什么把联想集团分成神州数码和联想公司,柳回答称,是为了两个优秀的人才——郭为和杨元庆,因为两个人都是帅才。某种程度上说,柳先生在企业经营中好像过于看重感情,但从人才管理的角度看,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柳先生是在因材施用,而非任人惟亲,中国古代就主张举贤不避亲。

主持人:中国有句俗话叫,“成则王,败则寇”,一些企业家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失败了,所有的成就即全被否定。比如牟其中,他的一些主张现在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是创新性。但现在极少有人说他是企业家,而认为他是个骗子、阶下囚。如何看待那些落马的企业家?

周苏苏:企业家成败都很正常,任何企业家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企业也有优势和劣势,关键是企业家要对自己的优劣势有明确的认识,要有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少犯错误,减少失败的几率。社会也要以平常心态看待犯错误的企业家,即使是对犯罪的企业家,也要一分为二地去看待,功过是非要分明,不能因为一个企业家失败了就认为他一无是处。

主持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名商大贾,如范蠡、胡雪岩以及商人群体如晋商、徽商等,但这些商人大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与政治势力密切关联,有的被称之为“红顶商人”。《财富》杂志曾有篇文章认为,大部分成功的中国企业家,都是“市场政治家”,他们不仅对市场有着超常的敏锐和把握能力,而且同时还是“政治家”:他们有人格魅力来凝聚一支队伍,有高超的市场谋略来攻击对手,懂得借势或造势来吸引眼球,他们甚至会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左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政治家的手法来把握市场,来经营企业,这就是市场政治家。“市场政治家”是中国企业家的宿命吗?

李家涛:企业的影响力是对社会而言的。在美国,规模超大的企业也是有政治影响力的,一定程度上能影响国会的意志。美国副总统切尼,原来是哈利伯顿能源公司的CEO,伊拉克战争之后,哈利伯顿能源公司在伊拉克重建中获得了很大利益。这种关系并不一定是负面的,有时候可能是种互补关系。现代社会很复杂,企业要取得成功,需要各个方面因素的协助,包括各种人脉关系,企业肯定会利用各种关系,扩大市场机遇。

樊景立:我想,未来几年,中国企业家还是难以摆脱“市场政治家”的宿命,因为中国的商人要使商业做大,不可能逃出政治的影响力。另外,今天的政府在各个领域里的影响力也很大,想不受政府的影响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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