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低价机 超低价笔记本电脑完全导购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21:59:58

另一方面,我国在汇率改革问题上似乎也越来越倾向于走“集体路线”。5月底,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央行在韩国汉城举行会议,签署了双边信用互换协议。

与此同时,印尼、新加坡和泰国的央行总裁也在新加坡举行了相关会晤。据熟悉此项区域性央行会议的有关人士介绍,当时与会的泰国央行总裁帕蒂亚通表示,一项旨在协调地区各国汇率机制,并确保各国汇率在设定区间内波动,以促进地区稳定和经济成长的举措目前正在酝酿当中。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一旦我国结束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机制,将导致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升值,尤其是韩元、新加坡元、马来西亚币和港元升值。但是,泰国央行总裁帕蒂亚通也表示,他相信中国不会屈从于外部压力而重估人民币汇率。“如果中国选择调整人民币汇率,那也是为了亚洲而调整。”他并补充称,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的目的将是促进亚洲国家的贸易和经济成长。

“最近有太多的厂商都在跟迪信通谈超低价手机进入卖场销售的事。”记者一提到“低价手机”四个字,北京迪信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刘东海就脱口而出,“他们同时也在跟运营商谈合作的事儿。”

在近日炒得沸沸扬扬的手机新闻中,“超低价”无疑成了最吸引眼球的字眼。尽管真正上市的机型还很少,但由此手机厂商的市场份额之争已经揭开新幕。

北京迪信通投资有限公司产品部副总监邢真告诉记者:“传统意义上的低价机价格在1000元左右,或稍低。在这个市场,国产厂商占了绝对优势。”记者从一名波导的经销商口中得知,该价位的机型,厂商的毛利大概是100元左右。

而赛迪顾问分析师蒋利峰则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低价机只是一些厂商的“低价销售策略”,即在手机零部件配置水平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国产手机的价格平均要便宜100元~200元,以较低的价格进入市场。而现在市场上热炒的超低价手机则是用成本的超低来实现手机价格的超低,两者是有区别的。

据记者调查,超低价手机的市场销售价格均在500元左右,甚至更低。在如此狭小的价格空间中,手机厂商既要实现自身的利润,又要维护产品的质量和高效的售后服务,“这无疑是一场危险的挑战,而有资格应战的也只有像摩托罗拉、诺基亚这样的国际巨头们。”专注于手机零部件研发的上海豪威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中国区销售市场总监马宁这样认为。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超低价手机对厂商至少有三方面的要求:首先,从技术上超低价手机的集成度较高,要求厂商的整体设计研发能力必须很强;其次,从手机原材料的采购上,要求厂商足够的品牌影响力和资金实力控制原材料的成本;第三,要求厂商高且稳的出货量,还要拥有国际市场的消化能力。三方面稍有不慎,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如此而言,超低价手机入市不能不说是一场冒险的游戏。而在上述的三个必要条件中,国产手机厂商确有先天的弱势。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策略资源开发部部长赵桐告诉记者,材料成本在整个手机生产成本中占到了90%,因此,控制手机成本主要是控制手机的材料成本。

据记者了解,手机关键零部件在材料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大概如下:芯片70%;机壳4%~5%;LCD5%~7%;天线1%~2%;按键0.5%~1%;电池5%;PCB(印刷电路板)5%;此外LED、峰鸣等占很小的一部分。

“芯片所占的比重最大,从理论上讲,降价的市场空间也就越大。”蒋利峰对记者说。

然而市场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芯片的关键技术掌握在德州仪器、意发半导体、英特尔等知名厂商手中,市场竞争并不激烈,芯片价格因此居高不下。据行业人士介绍,目前,德州仪器已经可以提供高度集成的芯片(由原来的几个芯片集成为一个),这使得芯片的价格比原来下降了1/3左右。摩托罗拉的一位高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其超低价手机将使用完全不一样的芯片设计,而这种芯片一部分会来自芯片供应商,同时摩托罗拉也将加大自身的研发,争取自给自足,以此来降低材料生产成本。

此外,“只有对手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很好的管理,有效地降低产业链成本,超低价手机才有利润可图。”马宁告诉记者。

500元的售价远不如一款高端机的利润高,这些大鳄到底为什么呢?业内人士认为:生产超低价手机更是厂商抢占市场份额的一个新杀手锏。“高端抢利润,低端抢市场。”蒋利峰用了一句圈儿里的老话来向记者解释,“大多数厂商,尤其是上市公司对自身的市场份额是极为敏感的。即使其利润仍然在增长,但只要市场份额下降,股市一定会有所反应的。”

马宁也认为,“超低价手机因为较大的供货量,可以使品牌的出现率增高,为品牌赢得新的客户群;另外,超低价手机所需要的大规模采购也会在手机产业链的上游采购环节增加知名度,在实际交易中拿到较低的折扣。”

作为超低价手机的发起者,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国际知名厂商显然看到了自身在低端市场的劣势。“这些知名品牌转向低端市场,无疑将给国产品牌的市场份额带来不小的冲击。”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毫无疑问,超低价手机的销售渠道将更加扁平化,由厂商直接供给各种零售终端。同时厂商的供货量也将加大。”刘东海认为。

据迪信通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摩托罗拉、诺基亚、波导等对大型卖场都已实现了直接供货,且供货量很大。仅“五一”七天,波导价位在1000元左右的手机就售出8000多台。尽管其中每部手机卖场的利润约为100元左右,厂商的毛利仅有几十元,但薄利多销,未来随着更低价格的手机入市,这种情况只会加剧。

蒋利峰认为,游离于传统的零售渠道之外,与运营商进行捆绑定制销售,必将是未来超低价手机的重要销售形式。运营商通过集中采购手机,以“买号赠机”等形式出售手机。因为集中采购的价格极低,运营商的额外补贴显然成了厂商追逐的焦点。资料显示,在欧美国家,超低价手机是很受运营商欢迎的,用户使用运营商的号码将获赠手机,而运营商对生产厂商的补贴则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

目前的数据显示,手机连锁店的销售比例为30%左右,三四级城市的手机零售店销售比例为20%,家电大连锁的销售在15%~20%之间,运营商的捆绑销售也在15%~20%之间。“未来,三大销售渠道——手机(连锁)零售店、大的家电卖场和运营商的捆绑销售的销售比例将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言外之意,运营商的比重将逐渐增加。

当荣泳霖说出这句话时,参与清华同方2005年第一届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与媒体已经所剩无几。

他们或许以为,下午现场投票结果已经成为清华同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最后结果。在6月10日下午6点,现场投票结果显示,现场表决股数303870228股(占总股本的52.88%),投赞成票的303718963股,通过率为99.95%。

但综合网络投票与电话投票,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共有33029617股投反对票,1003719股投弃权票,通过率61.91%,没有达到2/3,股改方案流产。

当晚10点,清华同方副总裁里戈代表总裁陆致成发言:很遗憾此方案未获通过,对清华同方股价可能下跌而造成股东损失表示同情;其承诺,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发展自己的业绩,让业绩说话。此时,陆致成已经坐上了飞往内蒙古的班机。

就在当天下午,与会的流通股东就已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已经持股清华同方8年,他站起来问荣泳霖:“什么时候才能让我解套?”

“陆总讲了那么多业务发展,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跟业务发展有关系吗?如果跟业绩发展没有关系,那么又如何体现跟股价的关系?如果跟股价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改革?同方为什么不能看看其他公司改了之后,然后比较一下再决定?”当陆致成在台上讲清华同方今后的产业规划时,一位到场股东打断其讲话。

为了参加此次股东大会,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处长李嶂?专门买了100股。“我当时进入时的股价为10.35元,100股合计1035元。我作为100股的股东,不会对结果起作用,但要表明一个态度。”

“结果显而易见,那就是会通过,我只是来争一个理字,因为我认为这套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很不公平。”持股5500股的蒋源生2002年开始买进清华同方,当时股价为17元。在统计投票结果结束之前,他一直以为他反对的改革方案能获得通过。

蒋源生在会上与荣泳霖算账:“清华同方非流通股投入1.077亿元,分红已经取得1.66亿元,改革后的股东权益高达11.18亿元。而流通股东投入17.17亿元,分红仅得1.398亿元,改革后的股东权益也仅有19.2亿元。对比可以发现,此条款极不公平。”

“虽然非流通股减持后,流通股东权益有所增加,但和流通股东所付的成本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还有看不到的风险,比如业绩稀释,股价除权。这样的方案没有体现三公原则,没有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蒋源生不满地说。

李嶂?说:“中国股市信息披露不充分,如何保证在信息披露前,清华控股不跑掉,你们的方案没有做到保证,你们也没有办法保证。”

荣泳霖对此回答道:“股市如果绝对公平,那么就不存在股市,对股市研究的人谁都清楚这个事实。我们现在无法讨论成本问题,历史的原因形成了非流通与流通之间的共市。在清华同方的方案中,已经充分考虑了如何补偿流通股东的利益。”

“关于多个方案的问题,最初同方提出了120多个方案,统计了各种数据与多位专家学者在一起讨论过,结果认为现在这种方案最好。我们考虑问题并不是占在我们的立场。”荣泳霖认为提出唯一的方案并不是强迫股民接受“霸王条款”。

股东会一楼,摆满了清华同方四大产业公司(软件与行业应用,数字电视,能源与环境,同方电脑)的产品。如果投资者上前,还有专门的解说员解说:这个产品代表了产业的未来,在市场上会有很好的前景。

陆致成会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流通之后,清华同方业务将按既定方向前进,为股东谋取最大价值。”

看好业务发展的人对清华同方还是投了赞成票。74岁的林惠新已经头发花白:“清华同方将从2005年进入第二高速发展期,清华同方经过5年高速成长之后,又经过了3年调整期,现在调整期已经结束。”其观点与陆致成一致。

“10送10的方案实施后,每股除权后的价格是6.51元。这些年来,我因为看好清华同方的前景,在股价低位时吃进了一些股票,实施全流通前每股代价是18元,实施全流通后每股代价9元,那么我很容易解套。如果不流通,同方现在每股价格9元,要涨到18元很难,因此,我觉得全流通对中小股东有利。”

对于同方高管来说,如何留住林惠新这样看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投资者成为另外一种困难,仅凭业绩显然缺乏说服力,荣泳霖承认,全流通方案未获通过可能使同方股价波动,并对投资者造成损失。

《中国经营报》:多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贸易高发期。这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过程吗?

张运成:我认为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贸易摩擦高峰时期,全球贸易战经历了橡胶战、钢铁战、牛肉战,现在是对中国的纺织品战。在国际贸易中,支持自由贸易的势力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一直在进行斗争,从来没有改变。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比较突出,这种摩擦已经具体到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领域。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贸易环境不会好转,反而是更趋于复杂化。

达巍:我认为中国目前的贸易争端是不可避免、无法转移的纠纷。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会产生这种纠纷。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大,中美贸易顺差大,因此显得较为特别。

与日本或亚洲四小龙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经济结构纵深更大。在日本和韩国,他们可以很快实现产业升级,随着资本的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由此产生的贸易纠纷就可以转嫁到外国去,贸易摩擦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在中国比较难,因为中国经济结构纵深大,产业升级较困难。因此有人说,中国有一个“产业黑洞”,资金吸收过来就很难走掉,但同时贸易摩擦也很难转移到别国。

另外,在经济发展中,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工厂。由于韩国、日本等一些亚洲国家把他们的一些低端和初级生产转移到中国,加大了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增加了贸易摩擦。因此我认为中美贸易纠纷在短期内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会愈演愈烈,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

江涌:我们把贸易摩擦放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看待,在这个大背景下,由于各国间联系的增加,经济交往增多,相互依赖加深,因此必然导致国家与国家间矛盾的增加。正因如此,国外有专家论述,全球经济进入了所谓的“摩擦经济时代”,它的突出特点是摩擦的复杂化、综合化与常态化。对中国来说,快速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急剧增加,必然与其他国家产生这样的矛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合理对撞”。

《中国经营报》:日本与四小龙是我们的亚洲邻国,现在中国遇到的贸易摩擦与它们上世纪所经历的贸易摩擦是否有可比性?

张运成:就贸易摩擦本身来说,目前中国经历的纺织品贸易摩擦,与上世纪日本遇到的贸易摩擦性质和内涵是不一样的。

当时的日本所处的国际贸易体制还比较简单,与美国间的贸易摩擦属于发达经济体内部的问题。而目前国际间的贸易更加复杂化,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不同阵营的国家间同时抢市场、抢资源的情况。与日美间贸易摩擦相比,中国与美国间的贸易争端往往是复合型贸易争端,解决起来也较复杂,会涉及到汇率、知识产权等系列问题。同时,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并不是发达经济体内的摩擦。不过,在汇率问题上,中日之间有可比性。在不同的时期,两国的汇率都成为贸易摩擦的焦点。

王珊:我认为,目前中美围绕纺织品展开的摩擦,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不可同日而语。从摩擦内容上看,中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只是中美贸易一个较小的组成部分,其在中美贸易当中所占有的份额也有限。而且,从产业结构上看,纺织业在美国产业当中只占一小部分。不过,对中国而言,纺织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所涉及的就业人口众多。而上世纪7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主体是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因此日美贸易摩擦也主要围绕这两个行业展开。

江涌: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与美国跟韩国、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有很大的不同,有可能会上升到政治风险和其他的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

从贸易摩擦发展的阶段上来说,它们有一定的可比性。日本(后来是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恢复,到七八十年代经济急速上升,期间对美贸易摩擦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50年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摩擦,如纺织品;60年代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如钢铁;70年代主要是技术密集产品,像彩电、半导体;80年代最重要的是尖端技术和汽车业的摩擦。中国现在跟美国之间的摩擦类似日本当初五六十年代跟美国之间的摩擦,集中于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摩擦。

另外,伴随地区产业的转移,东亚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也经历了近乎相同的历程。日本把它的低端产业转移到“四小龙”后,“四小龙”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加剧,即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技术密集产品摩擦的时候,美国跟“四小龙”进行的是劳动密集产品和资本密集产品的摩擦。

当中国接受了日本、“四小龙”等的产业转移后,中国也同时接受了日本、“四小龙”等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在我国贸易出口中,外资企业占出口额的50%以上。因此目前中美贸易顺差其实应当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跟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江涌:日本重视用战术解决问题,在面对日美贸易冲突时,日本采取自主限制出口、拖延时间、购买美国国债等方法,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方法只在战术层面起到作用。

在战略上日本是失败的。美国通过要求日元升值、改变汇率等措施不断牵着日本走,最终从金融上遏止了日本的发展。在贸易摩擦中,最初日本态度较强硬,但之后不断以日本让步作为贸易解决的结果。在日美签订了多项协定后,日本已不自觉地落入了一个陷阱。日本与美国在其中的利益博弈就如猴子与香蕉的故事一样。华盛顿金融界拿着“日元升值”这一“香蕉”引诱日本这只“猴子”。虽然日本知道前面有陷阱,但最后仍无法克制自己,掉进陷阱,日本金融泡沫破裂。

江涌:一方面,韩国积极增进与美国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韩国认为,可以通过增进与美国的关系缓解贸易摩擦压力。

从战术上,韩国认为应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2000年后,韩国加强了与欧洲、东南亚特别是跟中国的经贸往来,努力提升非美国家和地区在韩国外贸中的地位,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最终降低直至消除与美国的摩擦。

同时,韩国改善和加强了与美国民间团体和企业间的关系。从而借助这些团体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

另外,韩国通过多种手段,如在美国搞公关,来塑造自身新形象。当时美国说韩国是“日本第二”,为此,当时韩国宣称,韩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以及生产的产品,都与日本不一样。通过这些宣传,韩国有意地刻画出韩国并不是日本,不会与美国发生剧烈的贸易摩擦。韩国还启动了韩美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以增进韩美间的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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