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对江丙坤访问大陆表示欢迎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9 14:14:17

蔡窻认为,缓解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发挥再分配政策的作用,把富人的税收上来。另一方面通过扩大最大化就业的政策,让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就业得到相对稳定的收入。(记者张军)

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看着自己手中不到3000元的工资条,小王还是忍不住看了一个朋友放在桌上的工资条。这一看不打紧,差点把她自己吓了一大跳:23187元!

“天啦,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小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收入差不多是我的8倍!”

小王是刚到广州一家公司做会计的,尽管事先已对同事之间的收入差距做好了充分准备,她也早就听说公司里的业务员以及高层主管的工资会比她们这些普通职员高很多,但摆在眼前的事实还是令她震惊不已。这还只是在一个公司里的差别,如果和广州最低收入作对比,数字恐怕会更加惊人。

其实小王这样的例子,在城市里几乎俯拾皆是。北京有媒体报道说,一位刚参加税务稽查工作不久的职员,在完成对一家电力集团财务公司的稽查后着实被刺激了一把。“以前只听说电力行业收入高,但这家公司普通员工每月光个人所得税就扣3000元,对应的月收入至少有2万元,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他感慨地说。

“报纸、杂志上每天都在叫嚷着,城乡收入差距太大了。”家住番禺的陈先生告诉记者,其实相对城乡差距,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应该受到关注,“我们这些低收入群体,现在几乎都快成了城市贫民!”

他告诉记者,每月拿着不到2000元的工资,却得付出与中高收入群体同样多的城市生活成本。“租房、交通、医疗,没有一样是便宜的,如果住在农村,能省就省,可是在城里,很多东西是没办法节约的!真不敢想象,将来买房的话,日子该怎么过!”(记者张军)

本报讯“出现对标准的偏离,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为这个错误道歉,这让我们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昨天,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召开的“促进龙头食品企业健康发展高层研讨会”上,处于“碘超标”风波中的雀巢公司技术总监顾德等高层公开亮相并再次表示道歉。

雀巢公司集团法律顾问梅小侃称,“雀巢首先最忠实的就是消费者,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一直都是我们最重视的。”她呼吁建立食品召回制度,使大家知道出现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做,要走什么样的程序,怎么样处理,这样可以避免好多在社会上造成的恐慌,同时避免资源的浪费。

食品行业专家、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王伟认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阜阳劣质奶粉”、“苏丹红”等食品安全事件。这一类问题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全社会共讨之,依法严惩!二是受假冒产品株连的优质产品事件。如龙口粉丝事件等,应严厉打击违规违法行为,也要维护无不良记录企业的合法权益。三是有的食品企业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应完善的工艺流程、操作规范或须尽快消除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问题。雀巢“碘超标”即属于这种情况。他认为,企业应有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面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向公众和消费者做出解释和说明,并提出解决问题和改进的办法。

记者从中国食协有关方面了解到,由政府指导和推动的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正在启动,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办公室等机构已经建立。中国食协决定在国内龙头食品企业中开展试点工作。第一批是在方便食品行业中选择了四个产品作为试点。这四个产品分别是方便面、方便粉丝、冷冻调理食品和月饼。康师傅公司、光友薯业公司、山东泰祥集团、好利来公司等三十几家龙头食品企业被选定为试点企业。

在中国,知名跨国公司一直以来都是诚信和品质的代名词。特别是对于倍受食品卫生安全困扰的中国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和缺少专业知识的情况下,选择信誉好的洋品牌往往被认为是保障食品卫生安全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但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光环正在消退。今年以来,亨氏、肯德基、立顿以及强生、高露洁等品牌相继发生产品质量危机,对此,洋品牌又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回避问题、偷换概念、隐瞒真相等手段。

上海君策企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屈红林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多年以来,跨国公司在极度重视招商引资的中国官员那里倍受尊崇,加上对中国消费者心理的洞悉,洋品牌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危机公关惯性思路:只要政府不表态,一切都会过去。

奶粉碘超标被曝光后,与对消费者的傲慢姿态相反,雀巢公司主动向国家有关部门“登门认错”,同时大力开展对新闻媒体的公关。但这一次,政府监管部门没有选择沉默,媒体集中的追踪报道也让雀巢感到万分狼狈。

“对跨国公司的盲目崇拜和迷信正在破除,跨国公司的超国民待遇不可能再持续。”一位专家说。

16日13时45分,在重庆路王府井商场附近,一名身高在1.5米左右、40多岁穿黑西服的男子忽然加速向迎面走来的一位穿浅粉色连衣裙的女孩冲过去,女孩楞了一下,向旁边一闪,被男子刮到了胳膊。“黑西服”没有得逞,转身又跟上了该女子,从后面冲上去,摸了一下女孩的屁股,女孩吓得“妈呀”一声跑了。

“这个男的是不是有精神病,光天化日地咋样?”路上行人气愤地说。记者紧跟其后,发现“黑西服”在重庆路口又上演了这一幕,记者用数码相机拍下了他的丑行。

重庆路上的时尚女孩可真不少,这名男子沿着重庆路,一路撞去,女孩们纷纷躲避,有的被撞了个满怀,“黑西服”得意地挥着水瓶子。

在和平大世界对面,两个女孩手拉手刚从专卖店出来,“黑西服”立即转身从后面撞了上去。女孩吓了一跳,跳到了旁边的台阶上,女孩再次向前走,“黑西服”又跟了上去,摸了一把女孩的屁股,女孩忙跑进旁边的试衣店里。

“黑西服“等了一会儿,没见女孩出来。突然低着头加速向一名穿着白吊带背心、牛仔裤的女孩撞去,女孩被撞个洌趄,回头一看,撞人的男子竟还冲她怒目而视。女孩急了,喊了一句:“你咋摸我?”没想到,这个人挥起拳头,另一手抓一个矿泉水瓶,竟要打人。

记者一边用手机拨打南关区公安分局清明街派出所的报警电话,一边跟踪“黑西服”走进了南关区永春路附近的人才市场。14时15分许,清明街派出所的两名民警赶来,在仔细看了记者拍下的近百名女孩被撞的场景后,将“黑西服”带上了警车。“黑西服”告诉民警,他喝了1斤白酒,不一会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

“黑西服”的两位工友告诉记者:黑衣服姓刘,由于个子矮,大家都叫他“武大郎”。刘某平时在人才市场找活,干力工。“他精神正常着呢。”工友们对刘某的行为甚是不解,但他们告诉记者:刘某已经40多岁了,还没结婚。

小蕾(化名)是被非礼的女孩之一,她红着脸告诉记者:“第一次被‘黑西服’撞,以为有人要抢包,不一会我感觉有人掀我的裙子,还摸我屁股,才知道遇到坏人了。”民警介绍说:记者拍到的数名受害少女中,仅小蕾一人到派出所做了调查笔录。截至19时许,刘某才醒过酒来接受调查。现已经报请分局给其拘留处分。

长春市阳光心理援助中心主任格林认为:刘某的做法是生理、心理压抑到极点,在酒精的作用下,用摸女性特征的方式来宣泄。他分析说,刘某40多岁没结婚,性方面压抑、扭曲到极点,喝酒后理性下降,约束力下降,本我得到最大的暴露,不计后果地做出了不道德的行为。

另外,据执业律师王照林介绍,猥亵是指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实施的淫秽行为。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昨日,在人流如织的总府路边的一大型商场,一名男子在购完物后,突然从商场五楼翻出栏杆、纵身跳下,摔落在一楼一饰品专柜前,此时,随他一同前来逛商场的妻儿和老父正在五楼上卫生间。这一突发的惨剧,将一楼的一名促销小姐当场吓昏,而该男子也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昨日上午11时30分,总府路旁一大型商场内顾客如织,人声鼎沸。突然,一楼传来一声闷响,接着传来一女子的惊声尖叫:“妈呀,有人跳楼了!快点来人啊,这里摔死人了!”当时,本报一名员工正好在商场购物,她赶去一看,只见一名男子面朝下倒在一楼一家手机饰品专柜前,鲜血正不停从他的头面部溢出……10分钟后,记者赶到现场,只见110已将现场隔离保护,几名120医护人员正在对跳楼男子做急救。

据目击者称,该男子是从位于五楼的“LEE牌”专柜旁的天井栏杆处跳下。记者来到五楼,看到商场护卫人员守在这里,禁止人员靠近。几位售货员正在议论此事,很多人都不敢相信眼前突发的一幕。

“我根本没想到他会跳下去。”正对跳楼处的一位售货员说,当时这名男子携带妻儿以及父亲,正在逛商场,该男子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在跳楼前还购买了一件衣物。当时该男子的家人去上卫生间,这名男子就慢慢踱到了天井边缘的栏杆处,无声无息地翻了过去。当护卫人员发现后,急忙问他:“你爬上栏杆干啥子?”而“LEE”牌营业员周小姐也发现了该男子的异常举动,也吃惊地问他:“你在干啥子?”该男子回头看了她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双手一松就纵身向外跳了下去。大家都惊呆了,还没反应过来,该男子已从眼前消失,紧接着,楼下传来一声闷响———商场一楼天井处随即引起一片混乱。

当该男子的妻子从卫生间出来不见丈夫后,还以为丈夫也上卫生间去了,就径直去卫生间寻找———她根本没料到悲剧已经发生。目击悲剧发生的顾客彭麒麟也证实说,该男子的确是陪家人来逛商场的,不知为何会突然跳楼自杀。

据一位穿黑裙子的女士透露,当时她只觉得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她头上罩落,随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还以为是被子啥砸中了头,眼睛突然瞎了,我吓坏了,拼命睁大眼睛,想看看是什么砸在我头上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原来是一个男的躺在我面前的地板上……”而在事发现场,突然降临的惨剧让1楼的一名促销小姐当场吓得昏倒在地。

记者看到,轻生男子高约1.75米,左侧头面部已严重变形,伤势十分严重。该男子的父亲异常悲痛,根本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呆立在儿子身边不知所措。至于儿子为何轻生,悲伤的老人已无力说话,只能摆摆手。

上午11时40分,伤者被送抵市一医院急救室。据当时参与抢救的医生介绍,此时伤者的瞳孔已经散大,呼救和心跳十分微弱,濒临死亡边缘。伤者的父亲和妻儿全部守在抢救室里,压抑着极度的悲伤,看着抢救台上一动不动的伤者。上呼吸机、心脏复苏……一连串的抢救没能创造奇迹。12时15分,医院宣布伤者因抢救无效死亡。一纸死亡证明上留下了该男子最简单的生命痕迹:王怡宏,现年45岁。

阵阵悲泣声从病房里传出。大约20分钟后,王的母亲被亲人搀扶着来到医院。“我只有一个儿子呀……”老人涕泪横流。王怡宏年幼的儿子被亲人们带出了抢救室,他睁着含泪的大眼睛问:“我爸爸是不是死了?”没有人回答他。王父只喃喃地说了一句:“早晚都会发生的……”随后就泣不成声。

据警方透露,初步调查表明,王怡宏系自杀身亡,可能有精神抑郁症,曾多次表露出轻生念头。

意外发生后,商场方面应对迅速,现场很快恢复了正常,原定在事发现场举行的某化妆品牌促销会也照常进行。该商场还派出了几名女职员一直陪同轻生男子的亲属,协助料理后事。该商场负责对外宣传的赵先生表示,对这件事他们“不方便”发表看法:“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这事与商场毫无关系。据当事人的家属说,此前该男子已有过几次自杀行为,幸好都被及时发现制止,未料到最终还是未能挽回他的生命。而该男子把自杀地点选择在商场,让我们非常尴尬。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砸伤别的顾客。事发后,我们已经尽力协助当事人的家属处理后事,真希望类似事件再也不要发生。”

下午3时过,记者走访了一些熟悉王怡宏情况的人士,府青路某宿舍区是王的父母的住处,王怡宏此前经常出入该小区。小区的邻居们告诉记者,王有一个妹妹在美国工作,其本人及其妻子均有一份不错的职业,夫妻感情也很稳定,真想不通他为什么会自杀。平时,王给人的感觉很随和,很“知书达理”。一位女邻居称,她的母亲和王的母亲是同事,她的丈夫与王的妹妹是朋友,对王还是很熟悉,他会突然跳楼自杀,让她非常意外,“太吃惊了,一想到这么熟悉、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这么不在人世了,我腿都软了”。本报记者王天志摄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患,被心理学家称为“心灵感冒”,抑郁症患者的情绪低落,对日常活动丧失兴趣,没有愉快感觉,常常感到自责和内疚,产生厌世的念头,甚至采取自杀的手段离开人世。

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孙学礼介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中国约有3~7%的人患有抑郁症,有抑郁情绪的更是占到了20%,其中男女比例为1:2。导致抑郁症产生的有社会、心理、生理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遗传、童年经历、曾遭受过重大打击等,个性缺陷、躯体疾病、药物的依赖等也成为患抑郁症的危险因素。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抑郁症将给其家人、社会带来严重危害。

治疗抑郁症主要依靠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其中70%抑郁症患者都能治愈。“目前整个社会对抑郁症的正确认识还有待加强。”孙主任表示,有的家属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整个社会环境对这种疾病的看法也让患者带有某种羞耻感,使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精神问题,从而贻误了治疗最佳时期。抑郁症患者还需要家人、朋友和同事的精神关怀,经常谈心,给予鼓励,也是辅助治疗时的良药。

近3年来,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门诊寻求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人数以每年2万人的速度增加,其中大部分是具有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患者。孙主任表示,对抑郁症的预防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之中,专业人员的数量在逐步增加,同时对相关知识的传播也在扩大。本报记者何先菊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目前,中国有超过2600万人患有抑郁症,但只有不到一成的患者接受了相关的药物治疗。”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周东丰教授呼吁全社会正确认识抑郁症,重视抑郁症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担,提高抑郁症患者的就医率。据有关调查,在我国抑郁症发病率约为3%到5%。在这些抑郁症患者中,有10%到15%的人最终有可能死于自杀。与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目前全国地市级以上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而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相关的药物治疗。

仅仅从现象来看,可以说,当前是我国各类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爆发期。农民失地、城市贫困、劳资纠纷、大学生就业难、群体性上访事件增多、矿难事故频繁、艾滋病发病率上升、毒品泛滥等等。在社会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说,这些问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显现出来的,是市场体制改革推向纵深的结果。他强调,中央处理社会问题的方针从“两个确保”,上升到“五个统筹”,继而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缓解各类社会矛盾明确了方向。

他认为,目前中国社会领域影响最大且将长期起作用的问题有三个:就业、收入差距和社会保障。就业是个人和家庭谋生的基本手段,也有利于防止个人游离于社会之外。必要的收入差距可以提高微观组织的运行效率,收入差距过大则不仅违反公平原则,而且使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陷入困境。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公正、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和最后一道防线。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感觉,目前就业之难几乎显现在各个行业和各类人群,连不少寒窗十余载的大学生毕业生们也求职无门。这种现象在五年前、十年前出现过吗?

丁宁宁:这和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不同。就业困难是所有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现象,中国人口增长先于工业化的国情加重了这一危机。导致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就业困难的因素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劳动适龄人口居高不下。根据测算,虽然2010年以后,我们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将会缓慢下降,但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依然很大;其次是城市化过程中,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地区寻找工作,加剧了初级劳动力市场的总量过剩;第三是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带来了中、高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矛盾。这三个因素在2020年以前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至于大学生就业难,除了劳动适龄人口增加外,和教育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有直接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应该说,保持一定的失业率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形态,也有利于人才竞争,从而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只是我们的失业、半失业人口过多。

丁宁宁:就业是工业文明出现以来,困扰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性难题。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率下降以后,西方各国失业问题才有所缓解。在大量劳动力已经转移到第三产业的情况下,西方后工业社会依然存在大量的失业者。直到今天,就业还是西方政治家竞选中的主要话题。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曾经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但那是以牺牲经济效率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到:充分就业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失业后备军的存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重要前提。近代以来的所谓工业化、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一个资本、技术不断替代劳动力的过程,是一个在物质生产领域不断减少就业的过程。

我国当前面临的就业问题,要比西方世界历史上困难得多。19世纪的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西部人口不到2亿人。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已经超过了10亿。虽然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每年都增加几百万个工作岗位;却仍然无法满足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加之包产到户以后,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其结果是:劳动力市场的总量过剩与结构矛盾并存。近期内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就业促进政策,也无法实现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充分就业。

丁宁宁:除了进一步扫除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障碍,增加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透明度,加快全国就业服务中心的信息联网,为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再就业培训服务外,还应当把政策着力点放在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上。可以将普及义务教育作为长期性的就业促进政策,同时鼓励已就业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鉴于失业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失业保险制度在经济上的困难会越来越大,建议把“雇主赔偿+社会救助”作为今后处理失业问题的基本政策出发点。以保证失业者家庭的基本生活,使其不要对未来失去信心和希望。

中国经济时报:“弱势群体”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它与“精英阶层”相对应,这两类人群不单是社会地位、政治权利、话语权不同,关键是持有的财富有着天壤之别。多数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拉大是不争的事实。您认为,这一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吗?

丁宁宁:在目前的体制框架下,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扩大,而且可能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威胁。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客观上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基尼系数超过了0.4就认为社会不稳定了。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原有的人口流动障碍的不断消除,大量的失业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加之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过低,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稳定的威胁,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拉开收入差距是提高微观经济效率的重要措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推行工资加奖金的物质刺激政策。但由于社会上的绝大多数成员或多或少地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当时的收入差距扩大并没有影响社会的稳定。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分配领域的两头,即与官员腐败相联系的非法高收入问题,以及城市和农村中低收入群体的赤贫化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的公民权利和民主意识大大提高。腐败官员及其同伙的非法高收入,动摇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威胁到政府的执政能力。因此,必须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堵塞各类非法收入的渠道,坚决打击官员中的腐败行为。同时鼓励高收入者扩大投资和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并对其消费行为进行必要的引导。

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基础的稳定。近年来相当一部分底层群众的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政府对此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因此,在目前“两个确保”的基础上,必须尽快将城市低收入阶层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包括失去收入来源的下岗失业人员、滞留城市的农民工等。此外,过去农村的“五保户”政策,要逐渐转变为政府出资的、规范化的社会救助制度。

丁宁宁:社会保障是改革开放中首先进入政府视野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不仅忽视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城市户籍人口也只覆盖了不到一半,且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

农村“包产到户”以后,随着集体经济的衰落,农村原有的保障体系迅速瓦解。财政“分灶吃饭”以后,社会统筹变成了地方统筹,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很快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根据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设想,来设计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使上述局面进一步恶化。那种过分强调以缴费为基础的社会保险方式,恰恰把最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排斥在外;在强制性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中引入个人账户,不仅削弱了必要的“社会共济”,也混淆了政府和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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