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决定收回我国送去维修的无人攻击机组件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6-05 08:56:59

提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为何此时推出?时机如何把握?请继续收看“专访周小川”。

主持人:大家都特别关心,媒体也特别关心,金融界也特别关心,然后一直到现在终于今天有了这个举动了,这个时机是怎么把握的?

周小川:汇率改革也是一个挺敏感的一件事,它的条件需要国内的宏观经济比较稳定;另外就是接受亚洲金融风波的教训,像汇率这样的改革,需要国内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比较健康。所以我们一直是想在改革顺序安排上,先要把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先要抓一步,让它们确实有实质性的改进,能够应付这样的局面。第二,改革将来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市场供求你就让市场供求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就要放宽外汇使用、需求、兑换包括携带进出境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些限额,这样的话使得这个市场更加能够反映供求关系,这个准备工作我们后来也做了。再有一项条件我们想,外汇市场上要给企业、金融机构以进行风险管理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我们是远期结售汇,意思就是说市场将来有所浮动,变化了以后,企业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要运用金融市场上的各种工具,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保护自己。

这几项事情都做完了以后,金融方面的条件也就开始比较具备了,因此确实实际上我觉得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精密部署下,一看到这些条件都逐渐开始具备了,时机就应该是来到了。

提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进出口企业会受哪些影响?公民外币资产有无损失?请继续收看“专访周小川”。

主持人:这次汇率改革方方面面都很关注,我们也听到一些来自企业的声音。

郝迎晨某纺织企业负责人:关于纺织,目前来讲受欧盟退纺事件的影响,出口非常艰难。那么今后一时期,我们纺织企业如何来利用好这次汇率的变化?

周小川:汇率机制的改革,比方说对进口的企业比较有利,对出口的企业就有一些压力,当然也取决于每个行业、每个企业它自己的竞争能力。那么总体来讲,它调整的策略应该是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产品升级换代,争取价钱卖得好一点,克服像其它方面的这些变化对它负面的影响。这种结构调整也是符合我们所说的科学发展观,号召大家结构升级换代这么一种方针。

主持人:除了来自企业的声音以外,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普通百姓的声音,他们也想跟您有一个直接的沟通。

北京市民:我比较关心的就是人民币升值以后,对中国经济未来这几年,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周小川:肯定是利大于弊我们才这样做的。总体来讲,应该看到中国整个购买力提高,人民币更加坚挺,价值更高了,对整个经济好的方面要大大大于负面影响的方面。

主持人:周行长,我在想,一个打工妹怎么样能够理解这件事和她的关系呢?

周小川:我觉得一个打工妹,如果她是处于一个出口企业,而且这个企业竞争力如果不错的话,其实对她来讲应该说只要企业能够保持它的出口竞争力,对她的收入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你即便是在出口行业或者是竞争力弱的行业,通过改进也是能够达到跟原来一样的收入,甚至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汇率的改革意味着中国整体开放程度的提高。我们也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由于开放程度的提高,提供了那么多的就业机会,那么多的农民工中间也有挣钱的,也可以有变富裕的机会,汇率改革也正是这样一个东西,它(意味着)更大的开放度,将来会有助于给大家创造更好的机会。

主持人:现在很多公民手里有一些外币,汇率升值2%是不是意味着这些人手里的钱就白白损失了2%?

周小川:首先是看手里的钱是美元还是别的货币,因为现在各种货币都有。如果是美元的话,还取决于你是不是想把它换为人民币来花。如果你想换回人民币,为什么你过去没有换呢?如果你现在换的话,可能跟过去相比是损失了2%,但是如果这些美元还是打算比如出国旅游时候用,或者是出去的时候采购一些东西,或者也许是子女上学的时候用,那么它的购买力跟原来一样,也没有变化。

提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请继续收看“专访周小川”。

主持人:刚才您谈到这次汇率改革的时候,谈到了它的原则――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渐进性?是不是我们现在在渐进的过程中仅仅是一个开始呢?

周小川:我觉得不是这么理解。渐进性首先是指中国整个改革的进程,我们朝向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可以想象我们1980年末的时候搞了双重汇率,后来就搞了外汇留成制度和外汇调剂市场,也是双重汇率情况,有一个官方汇率是相对固定的,但也调了好几次。还有外汇留成,外汇调剂市场是随着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1994年,我们实行了把两个汇率并轨,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汇率制度是不断前进的,亚洲金融风波的时候,又有一些特殊情况,现在又在不断推进,整个这样一个过程从长的历史进程来看,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也包括汇率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原则,也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要完善汇率机制这样一个进程。

在公司治理问题成堆的日本资本市场,“会虫”组织在客观上也是市场的一种监管力量。但日本媒体对此从来都是负面报道。

除了“会虫组织”通过他们知道公司的一些内幕与公告“猫腻”,威胁要在股东大会揭发,让公司给钱外,有些股东为了通过自己的一个意见,也会雇用“会虫”去威胁其他股东投票,甚至有时经营层要通过一个决议,但是怕某些股东不肯,也请他们出面搞定——除了财经记者,分析师等专业人士,他们往往还纠集着浪人,极右翼分子等暴力分子。

6月29日,包括松下电器、三洋电机在内的1072家日本上市公司同时召开了股东大会并公布年报,占所有上市公司总数的60%。如此“壮观”的场面,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重演。

按照日本法律,上市公司必须在会计年度结束后的三个月内召开股东大会,公布年报及分配方案。由于多数公司的会计年度都截止于3月底,每年的6月29日也就成为它们公布年报的最后日期。

由于多数上市公司业绩不佳,一块公布年报自然符合公司管理层们“丑媳怕见公婆”的心理,但更重要的目的却是避免“会虫组织”的敲诈。

“会虫组织”是以其掌握的公司内幕和公告漏洞为底牌,以威胁要向股东大会揭发为要挟,向公司收取“封口费”的团伙。这些“会虫组织”有的是独脚绿林,有的以公司形式出现,豢养着一些精通公司财务知识的财经记者,甚至还包括一些有名的证券分析师。

20世纪初,也就是日本公司法出台不久,“会虫”组织就上了日本的新闻报道。在日本经济发展最快的20世纪6、70年代,也就是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会虫组织”达到了全盛时期。无计可施的日本公司只好把股东大会放在同一天集中召开,以降低受害的概率。最多时曾超过90%的公司在同一天召开股东会,1997年6月29日的这个比例为83%(2351社/2800社)。

在政府多年来的不懈打击下,“会虫组织”大多已经转入地下。今年的6月29日,政府安排了约4800名警察保护各公司股东大会。当天只有12家公司有幸得到“会虫组织”的列席,比去年减少8家,是历史上最少的。在困扰日本资本市场百年的“会虫组织”这个老问题上已经出现了转机。

今年5月,美国MAConsulting投资基金通过日本“LIVEDOOR”公司,收购了富士产经旗下的“日本放送”,该事件被日本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加之正在国会审议的新公司法将放松对外国公司并购日本公司的限制,包括新日本石油、住友等50多家大公司纷纷向股东大会提出反“敌意并购”的对策:希望股东同意在公司遭遇购并的时候,可以大幅提高增股比例,以稀释并购方的持股比例,增加并购难度。

大部分公司的股东大会都通过了此类提案,但也有一些股东认为,这样虽然明显有利于公司高管层揽住经营大权,但对股东权益是否有利却疑问甚大。日本著名的产业机器人制造商FANUC公司的提案就遭到了股东的否决。

同样在6月29日,日本参议院建议在新的公司法中增加“事前赋予股东新股购买权”,“遭遇购并时可以向购并者以外的股东增发新股,以降低收购方的持股率”等措施,该内容现已获得通过。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日本共达成并购交易1196宗,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同比增长19%。并购交易总额达到1088亿美元,增长118.6%,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同样创下了今年纪录的,是2005年1-3月日本GDP5%的增长速度。分析师指出,日本经济景气上升,刺激了企业的收购欲望,而日本股市仍处于低迷状态,大量的公司股价低于净资产,又为并购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历史经验看,这种发生于经济景气初期和股市熊市末期的并购潮,往往成为股市与宏观经济反转的重要诱因与前兆。因此,那些基于某种“排外”思想的政府与公司的反收购政策,对于仍弱不禁风的日本经济的回升势头,显然不是一个利好。

公司管理层提出的“防止敌意并购”等议案之所以遭到股东们的纷纷质疑,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今年许多公司都暴露出了经营丑闻,从而使得管理层进一步丧失了股东们的信任。

首先是索尼公司的逃税丑闻。据日本FNN电视台6月29日报道,由于涉嫌通过与海外子公司低价进行关联交易,在5年间逃税214亿日元,索尼公司已经在接受东京国税局的调查。

同样有名的还有横河桥梁、三菱重工和石川岛播摩重工三家公司的串通招投标丑闻。由于这三家公司被指控在参与日本道路公团的桥梁建设招投标前合谋串通,本月29日,东京高检已对日本道路公团进行了大规模搜查。

这个丑闻使得日本政治经济界的老问题——“神仙下凡”,再次成为一些股东大会上受到质疑的新热点。日本的高级公务员在临退休前,往往转任到下面的事业单位或者大公司。在这些部门工作,收入非常可观,公司则可以利用这些人在官场的人脉,获得信息和赚钱的机会。日本每年从政府“下凡”到企事业单位的高级官僚约有三四千人。本次丑闻就是这些人利用特殊关系发挥余热而造成的。

此次丑闻的第一主角横河桥梁公司,也在6月29日这一天召开了股东大会。日本许多媒体纷纷表示担心,不知该公司的高管们在众多股东面前,是否还能像往日一样挺直腰板作报告。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7422亿元,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7月20日上午十点整,国务院新闻办,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郑京平正式发布了上半年最新统计数据。

这样的结果多少出乎人们的意料。“从理性判断上说,2005年第2季度GDP增长率应再往下走一点。”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统计局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树成表示。

7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家发改委《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建议的汇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随着研究的深入,各方判断正在趋于一致。

但在经济学界,关于宏观经济“通缩”与否的争论,两相对垒的格局却越发明显。

2005年5月23日,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在公司网站发表题为《假如中国减速》(WhatifChinaSlows﹖)的文章,提出“中国经济在年内有很大可能将进一步减速”。国内一片“不以为然”之声,而种种迹象却又似乎为罗奇的论断提供支持。

我国6月份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居民消费价格累计同比上涨率连续3个月下降:1月至2月居民消费价格累计同比上涨率为2.9%,1月至3月累计同比上涨2.8%,1月至4月累计同比上涨2.6%,1月至5月累计同比上涨2.4%。今年上半年最新的数据又显示,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2.3%。

另外,与去年同期40%以上的增长相比,企业利润增长率同比下降超过20个百分点,亏损面和亏损额都呈上升趋势;前5个月的货币供应量也持续了去年5月之后的下降趋势,M1、M2的增长幅度都已经低于1998到2000年的增长幅度,这表明企业和社会经济活动总量增长乏力,经济增长向下压力加大。自去年6月,货币M2的增长率与M1持平,之后M2增长率开始超过M1,至5月份M2增长率已超出M1四个多百分点,说明流通中的货币持续大量退出交易流通,转换成定期存款。

同时,作为前两年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投资,与去年同期相比亦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国家发改委投资所研究员张汉亚分析,目前我国投资项目建设的平均周期一般在3年半左右,按照项目建设的规律,一般在建项目建设的第一年完成建设资金量的15%,第二、三、四年分别完成40%-50%、20%-30%和5%-10%,今年投资量大的项目是去年和前年开工建设的项目,而由于前两年前4个月新开工项目数量较大,在惯性的作用下,直到今年前半年还是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2895亿元,同比增长25.4%,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3.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依然偏大,且结构不合理。”但是,张汉亚判断,由于去年宏观调控力度较大,投资增速下降,今年下半年之后的投资增速必然呈下降的趋势。

此外,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认为,下半年经济增长将趋缓还在外贸方面:上半年出现了396.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去年同期是75.7亿美元的逆差,说明国内需求明显不足,产品被挤压向国际市场。

王建估计,明年的经济增长率还会在8.5%以上,而更可怕的问题将出现在2007年。他认为,2007年可能出现全面生产过剩。据商务部方面数据,今年上半年在507种主要工业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7.0%,而供过于求的商品已占到83.0%。

专家们的分歧在于,是否会进入新一轮的“通缩”。对这个问题的争论,随着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的明朗也在逐渐升温。

6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殷剑峰也发表了《中国经济过山车已处在周期顶端》一文。他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拐点(周期顶峰)已经过去,经济已经处于周期的下行段,并将继续处于下滑态势,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可能会像1997年至2000年那样坐在飞速下滑的“过山车”上,文章最后甚至感慨,“能够奢侈到讨论经济是否过热的机会至少要等到2008年前后了”。

7月初,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今年第3季度我国GDP将进一步下滑为7.9%,更为惊人的预测是,2005年第3、4季度我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将出现负增长。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也在本报撰文指出,通货紧缩背后的原因并未消除,今年下半年最迟明年年初通货紧缩不可避免。

由此,以林毅夫、李稻葵、王建等学者为代表的“通缩”派形成。很快,“通缩”受到官方和经济学界的质疑。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表示,利润下降并不预示着通缩,下降有很大一部分是行政措施造成的。他认为,除非世界经济急剧下降,否则,不存在通缩的可能性。

郑京平分析,企业利润下降的原因有三点。其一,近3年来,上游产品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而下游产品的价格始终又没有上去,这样“两头挤”,企业效益下滑在所难免;其二,前一段比较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使得某些行业的生产能力供给过大;第三,国内外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市场的变化,也会对国内产生很多影响。他表示,即使部分行业的效益明显不如去年,但从总的情况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的增长幅度还有15.8%,这实际上是前两年40%、30%增长速度的合理回归。

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针锋相对地指出,林毅夫教授在统计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时,考虑到农产品、金银珠宝、印刷品和出版物以及燃料等,但剔除了对服务类价格的分析,而这类价格恰恰是上升比较快的。“因此,不存在通货紧缩的可能。”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也表示,我国服务价格很多受到国家严格管制,并不是市场化的,正因为如此,国家会根据市场价格水平的高低择机调整服务价格水平,主导下半年居民消费价格走势的将是服务价格。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也会推升价格上涨。当然,由于我国工业消费品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仍然相当严重,服装、纺织品、家用电器、办公用品、日用品等工业消费品价格一直延续着1998年以来的下跌趋势。但总的看,当前还不会出现通货紧缩。

刘树成分析,中国经济正由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局部过热和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限区域运行(9.6%-9.9%),正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限(9%左右)正常地、合理地回归。

对于通缩的说法,郑京平在新闻发布会当天,特别作出了反驳。他分析,上半年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是15.7%,新增贷款是1.45万亿,增长了13.3%,比去年多增长240亿。所以说,不存在有通缩问题,从趋势来看,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郑京平认为,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3%,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1.7%,这块看似不是很高。但工业品出厂价格现在上涨5.6%,上游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上涨9.9%,服务类的价格上涨3.5%,房地产的价格上涨10.1%,这些指标都很高。所以,“现在就说是通缩或者已经出现了通缩的势头,显然是说不通的”。

郑京平表示,从走势看,全年也会大致维持这种格局,CPI的上涨还是会比较温和,当然也不会出现下降的情形,至少出现下降情形的可能性不大。

针对目前的经济局势,统计报告也明确,要继续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政策,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关人士透露,这正是近期高层“稳定政策、推进改革”八字方针的具体体现:稳定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积极稳妥推进改革,是大势所趋。

宏观经济背后,生产能力过剩正为各方所关注。王建认为,如果出现生产过剩,就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率下滑。因此,必须尽快启动内需,从消费入手,实现从投资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变。

张卓元分析,2003年以来,9%以上的GDP高速增长导致资源瓶颈制约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已难以为继。针对这种严峻情况,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城市化模式和消费方式,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责编:

未经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 Copyright © 1997-2017 by http://www.wtianx.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