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侣错过火车不能再买到票抱头痛哭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20:35:45

7月8日中午,新乡市中原棉纺织厂幼儿园。5岁的被拐男童阳阳被警方安置在这里,由幼儿园代为照顾。

6月24日,被新乡铁路刑警解救之后,阳阳曾被送入新乡市儿童福利院。但是,由于当时福利院已经无法腾出床位,他又被辗转送入这家幼儿园。

在幼儿园里,阳阳被安排到“蒙氏计划”班,这是园里最好的班。他的全部生活和教育费用都由幼儿园承担,每个月开支约为350元。

幼儿园钱园长说,阳阳刚来时非常沉默,很胆小,口音也很杂,“南腔北调”。跟园里的孩子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性格才逐渐开朗一些,口音也逐渐转为普通话。

钱园长说,阳阳被拐时只有3岁多,被解救后,他说不清自己从哪里来,去过哪里,父母什么样子。“他只记得原来家里有条河,平时经常吃玉米。”

记者来到中原棉纺织厂幼儿园时,刚刚下课的孩子们正坐在教室里等待开饭。见到记者后,阳阳一言不发。钱园长一边给他剪指甲,一边跟他聊天,他只是默默地听着。记者注意到,他的嘴角和额头有一些小伤疤。钱园长说:“听说他被倒卖了好几次,看起来没少挨打啊。”

目前,阳阳仍在等待自己父母的消息,但是,警方一直未能找到他的父母。钱园长说:“明年夏天他就该上小学了,如果到时候还没有找到他的亲人,我们会一直照顾他,直到他上小学。”

在新乡市儿童福利院里,和阳阳一样,还有32名被拐儿童正在等待他们的父母。

在福利院3楼西侧的两间育婴室内,29张带围栏的小床靠墙排列着,床头贴着写有孩子姓名的字条。副院长李保学说:“名字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给起的,姓氏是按照百家姓的顺序排列的。去年来福利院的孩子姓秦,今年来的姓尤。”

李保学说,在这29名被拐婴儿中,28名是女婴。其中最大的14个月,最小的只有2个月。他们都是在去年12月间新乡铁路刑警的打拐行动中被解救出来的。

此时,屋里此起彼伏地响起婴儿的啼哭声,几名工作人员在照顾着孩子们。一名工作人员在给孩子们轮流喂奶,一名医生在一旁给14个月大的秦冬霜治疗左耳。

“她总是用手去抓自己左耳后侧,现在抓破了。”医生说。她给秦冬霜包扎好伤口后,小冬霜似乎并不领情,很快又把纱布扯了下来,医生只好重新包扎。

看到有人进来,婴儿们表现各异———秦彩冰、秦玉娇见到来人就不停地笑,很开心的样子;另一边,秦玉梅、秦玉荣却大哭不止。不过,如果有人上前去逗逗她们或抱起她们,她们会立刻破涕为笑,一旦发现自己被置之不理了,她们又会继续大哭。

在屋子里,更多的新生儿在小床上安静地睡着了,睡梦中不时地伸伸胳膊踢踢腿,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当天是晴天,工作人员将几张小床推到门外,把醒着的孩子轮流抱出去放在床里晒太阳。有孩子在阳光下睡着了,工作人员便又把她们抱回育婴室。

在育婴室隔壁的幼儿活动室里,住着今年6月间刚刚被警方解救的3名被拐女童,她们都只有两岁多。看到生人出现,原本在一起玩耍的她们突然安静了下来,站到一边。有一个女童迅速躲进了里屋。

从去年8月起,新乡市儿童福利院开始接收被警方解救的被拐儿童。到今年5月,随着警方解救的不断进行,被解救的儿童越来越多,福利院为此专门腾出了一间教室、一间活动室和一间办公室作为孩子们的宿舍。

但是,到了6月中旬,这些新增添的床位也都满了。院长黄莹说,如果再来孩子,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孩子们被送来的时候,都很虚弱,多数都有上呼吸道感染等肺部疾病,有的孩子消化系统不好,还有的孩子患有各种皮肤病。”黄莹说。

把孩子们送到这里来的刑警们说,几乎所有的人贩子都随身带着安眠药或有催眠功效的感冒药。“他们根本不在乎孩子们的生命,在他们眼中,孩子们只是普通商品。他们经常给孩子们下药,等孩子睡着之后,直接塞进提包里提着走,以便于行动。有时候,一个提包里会被他们装进两三个孩子。所以,这些孩子的身体都很虚弱。”

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再加上简单的身体检测,福利院基本可以判断出孩子的大概年龄。黄莹说,这些孩子被送来时,多半属于出生不满一个月的新生儿,最小的出生不到10天。“有些孩子的脐带还没长好呢。”

到今年5月下旬,被解救的婴儿达到29人。为照顾这些孩子,福利院把他们安置到一起,并不断招收新的人员。目前,共有7名新招入的工作人员和4名从福利院内其它部门调来的工作人员一起专门护理这些孩子。

“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连轴转,一个接一个地给孩子们喂奶、喂水、换尿布和检查身体。一轮做下来之后,新的一个循环又要开始了。”副院长李保学说,“每个孩子每天要用十几条尿布,这29个孩子每天共用300多条尿布,加上院内原有的60多个婴儿,全福利院每天要洗1000条左右的尿布。”

黄莹说,经过福利院的照料,被救的婴儿们现在状况很好。“有的孩子还有些感冒之类的症状,但都属于正常情况。目前他们都是健康的孩子。”

目前,这些被拐婴幼儿的父母都杳无音信。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也已经记不清他们的出生地,而只知他们大都来自广西、广东、云南和贵州等地。在当地媒体《东方今报》发起“为被拐婴儿找妈妈”行动之后,陆续有人与新乡铁路刑警联系寻亲,但孩子们的真正亲人一直未曾出现。

就在警方积极为孩子们寻亲的同时,新乡市儿童福利院接到了许多人的领养要求。

7月8日上午,记者见到新乡市儿童福利院院长黄莹时,她刚刚送走了几位前来要求领养被拐婴儿的附近村民。临走前,这些村民请求黄院长,如果可以领养,一定给他们留一个。在办公室里,记者和黄莹的谈话也多次被要求领养的电话打断。黄莹说,有一天,他们共接到800多个咨询电话。有些人甚至直接找到福利院,要求领养被拐婴儿。

“尽管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尽全力照顾孩子们,但毕竟是集体喂养,没有家里那么周全。所以,我们也希望看到孩子们能被符合法律规定的家庭领走。”黄莹说。但她又说,只有在警方宣布找不到孩子的亲人后,福利院才会依照法律程序让孩子们接受社会领养。

对于外界的领养要求,新乡铁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跃军说:“让大家领养当然会解决很多问题,但如果轻易就宣布孩子的亲人找不到了,万一孩子被领养后他们的亲人再出现,对于各方面来说都会很麻烦。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继续寻找孩子的亲人。”

张跃军说,警方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全力抓捕在逃涉案人员、解救被拐婴幼儿和寻找被救孩子亲人。

“几项行动都很困难。”张跃军说,他们在寻找被拐卖的婴儿时发现,由于被人贩子的谎言所迷惑,加之担心孩子被警方救下后会影响其养父母家的幸福,各地村民都很不配合警方的工作。此外,由于被拐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流动性较大的打工者,警方也难以找到孩子们的亲生父母。

张跃军说,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在一些地区确实存在着生下孩子(尤其是女孩)后不想要或希望依靠卖小孩赚钱的父母。这样的父母,就更不会来找孩子了。

截至目前,在被解救的孩子中,唯一一个找到了亲生父母的,是在广东东莞被拐的3岁男童琳琳。警方将琳琳从河南辉县某村村民朱某家救出后,面对亲生父母时,琳琳突然高喊了一句“我要辉县的妈妈”,令其亲生父母和民警都感到尴尬。

“现在我们仍在努力工作,能够确定的是,被解救回来的孩子会越来越多。”张跃军说。

但是,如果再解救出被拐婴幼儿,该把他们送往哪里?张跃军说,他也不知道。

今年2月21日,河南省新乡铁路刑警大队刑警抓获了一个名叫郭士县的嫌疑人。在郭士县的背后,是一条庞大的贩卖婴幼儿活动“生意链”。他的妻子、妹妹、堂弟都加入了这桩“生意”。

去年8月9日至今年1月31日,河南新乡铁路刑警大队的刑警多次在新乡火车站抓获贩卖婴儿的犯罪嫌疑人,解救被拐婴儿十余人。

一系列贩婴案引起了新乡铁路刑警的警觉,他们发现,嫌疑人大多来自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大都乘列车在新乡下车。警方判断,新乡附近可能存在一个贩婴网络,有固定的接收婴儿的“下线”。

2月21日,新乡铁路刑警大队接到线索,K158次列车上有两名带着女婴的乘客,有贩婴嫌疑。“乘警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这对‘夫妻’很可疑,女子喂奶时用的是劣质奶粉,动作也很别扭。把他们分开简单询问后,又发现他俩的回答对不上。”新乡铁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跃军说。

嫌疑人的车票上显示,他们的目的地是新乡。于是,乘警检查过后,又不动声色地离开了。稍后,新乡铁路刑警接到了这名乘警的电话。

列车到达新乡站之前,十几名刑警陆续上车,在嫌疑人所在车厢及相邻的车厢监控。

当晚11时20分左右,两名嫌疑人抱着女婴在新乡站下了车。在站前广场逗留片刻之后,坐上出租车离开。刑警们乘车尾随。

半小时后,嫌疑人所乘的出租车停在了新乡至辉县公路中段的一家酒店旁。一名嫌疑人打了一个电话后不到两分钟,一辆摩托车开过来停在出租车旁边。车上坐着两名男子。

此时,尾随至此的刑警们迅速上前形成合围。几分钟后,4名嫌疑人被捕,一名被拐女婴被解救。

骑摩托车的两人是父子关系,由于儿子郭强(化名)尚未成年,警方将其教育释放,但父亲郭士县却引起了警方的重视。民警发现,郭士县曾因重婚罪和贩卖假币罪先后两次被新乡县人民法院判刑。而他的妻子张计韦和堂弟郭士斌,都因涉嫌贩卖儿童,于去年10月间被警方抓获。

经多次对郭士县及其他嫌疑人的审讯,警方认定,郭士县是新乡地区众多人贩子的主要“上线”,他也是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众多人贩子在新乡的重要“下线”。

郭士县落网后,警方又初步锁定了他的一些“下线”,其中包括他的妹妹郭士英等人。此后,一些嫌疑人陆续落网,但郭士英始终在逃。

进一步调查取证后,警方基本掌握了人贩子的犯罪流程及相互关系,并绘制了一张涉案人关系图。

在参与的贩卖人口活动中,郭士县处于最中间,他的上方有至少十余个“上线”,分布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省,都与他保持着固定联系。他们把从各地拐来的婴幼儿不断送往新乡,交给郭士县。郭士县把孩子们卖给自己的“下线”后,再由他们层层加价转卖,直到卖给希望养孩子的最后买家。

“就像市场进货卖货一样,他们的贩卖人口活动也形成系统。郭士县在其中就像一个批发商,他向上与那些‘货源’联系,在确认有孩子要来之后,立即与自己的‘下线’沟通,然后把孩子卖给有把握出手、愿意接收的人。”新乡铁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跃军说,郭士县的“上线”为保证自身安全,从不来新乡。“他们雇用一些‘马仔’,给他们买好火车票,再发给他们一个手机,告诉他们郭士县的电话号码。”

在与郭士县确认交易细节后,“马仔”们通常在新乡郊区的路边把孩子交给郭士县后立即返回,郭士县给他们几百块钱作为回程路费,回到“上线”那里后,“马仔”们才能领到此行的辛苦费。随后,郭士县或其亲友会通过邮政或银行账号把买孩子的钱汇给“上线”。

“郭士县和他的‘上线’们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互信,所以交易时都不用现金,既防止‘马仔’携款出逃,又可以防范警方。”张跃军说。

张跃军还说,与郭士县保持直接联系的“下线”至少有十余人,有时他们去郭士县家领孩子,有时跟着郭士县直接从“上线”派来的“马仔”手中领走孩子。郭士县付给“上线”的基本报酬一般是每个孩子1000元左右,而他卖给“下线”时,要根据孩子的性别、外形、身体条件等因素为孩子定价,一般都在几千元左右。

新乡警方确认,在被解救的34名被拐婴幼儿中,至少有7个孩子是郭士县经手直接卖出的,其中有些孩子被转卖了至少8次,卖价从几百元涨到了最后的19000元。“这还只是从郭士县的‘上线’开始算起,到最后交给买家结束的。郭士县的‘上线’接手之前,孩子被转卖的次数和价格我们无法得知。”张跃军说。

在郭士县的妹妹郭士英家一间废弃的小房子里,警方发现20多张汇款单。汇款人是郭士县、郭士英等人,收款人则是他们的“上线”,主要集中在广东湛江一带。这20多张汇款单是去年9月12日至10月12日一个月内汇出的,平均下来几乎每天寄出1张。收款人共13个,金额总计7万元,其中最少汇款额是1000元,最多的一笔是9200元。

警方分析,这是郭士县等人付给“上线”的“货款”,虽然是20多张,但涉及的被拐婴儿决不会只有20多个。

郭士县,50岁,初中文化程度,家住新乡市郊小块村。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因犯重婚罪被判刑,缓期执行,没有入狱。此后,他经常到广东湛江一带贩卖古董,在当地结识了许多人。1994年,他又因贩卖假币被判入狱3年,1996年4月减刑出狱。

“郭士县出狱后,与他在广东的熟人们恢复了联系。此时,那里倒卖古董假币的风气减弱,转而开始贩卖婴儿。”张跃军说。

1997年,郭士县加入贩婴网络之后,他的妻子、妹妹、堂弟等几个亲戚成为其第一批同伙,甚至他未成年的儿子也成了陪他一起接货的驾驶员。他们一边直接寻找希望要孩子的买家,一边不断发展“下线”。每当郭士县有新的业务时,这些人便四处联络下家,生意做完后,他们便负责给“上线”汇款。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郭士县的“下线”也越来越多,围绕他及其家庭成员,逐渐形成了一个约20人的贩婴团队。孩子的买主也从当地逐步拓展到周边县市,直至山东、河北、山西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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