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侠狂降 三菱百万像素M800跌破2000元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11:14:21

在京期间,外交部、司法部、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分别会见报告员,上述部门相关司、局负责人与其会谈,详细介绍了各部门在减少和消除酷刑方面的职责、实践及履行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情况。在拉萨和乌鲁木齐,西藏和新疆自治区领导均予会见,两自治区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等部门负责人与报告员会谈,介绍了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以及在促进和保障在押人员权利、预防和惩治酷刑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实践,并回答了报告员提出的问题。报告员还与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律师和新闻界广泛接触,并以包括事先不通知的方式,走访了三地的监狱、劳教所和看守所,与其自行选择的在押人员进行单独交谈。

通过访问,中方与报告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交流,双方增加了互信,为今后加强合作创造了条件。中方希望,报告员能根据其访问中了解的情况,写出公正、客观的报告。中方愿继续本着开放和坦诚的态度,与报告员保持合作。

追问:中国目前有无计划让酷刑报告员再次来华访问中国的其他城市,以便于他对中国的相关情况有更全面的了解?

我已经说过,中方愿继续本着开放和坦诚的态度与联合国酷刑报告员保持合作,具体问题还需要中方与联合国人权机制通过协商来决定。

问:关于六方会谈问题,美国拒绝与朝鲜就金融制裁问题谈判,朝鲜今天上午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朝方将不参加六方会谈。你是否认为美国应该与朝鲜进行直接会谈?你对朝鲜的声明有何评价?另外,韩国提议在济州岛举行非正式会议。中方是否收到美方和朝方对此建议的反应?你刚才提到温家宝总理已致信俄方,请问信中是否有致歉内容?

答:通过六方会谈这一机制,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维护半岛的持久和平与稳定,符合六方利益。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都以六方会谈这个大局为重,就有关问题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尽快找到妥善处理问题的办法,避免影响六方会谈的进程。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上次也曾提过,只要是有利于推动六方会谈进程,有利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设想、建议,中方都持开放态度。目前,中方也在和其他有关各方就韩方的这个建议进行沟通和协商。

过去几天来,中方已就松花江事故可能给俄方造成的影响表示了歉意。温家宝总理在信中强调,中方将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和中俄友好的精神,同俄方加强合作,共同克服困难,消除灾害的影响。

问: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国政府为香港制定普选时间表,他们认为从周日香港的游行看来,香港人已对民主做好了准备。中方对此有何看法?正在北京访问的马来西亚内政部长与中国外交部和其他部门官员进行了会晤,请问会晤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中方是否要求马方道歉?如果马方已经道歉,中方是否接受?

答:香港特区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美方多次就香港特区事务妄加评论,是很不合适的,我们坚决反对。

马来西亚内政部长阿兹米于昨天来到北京与中国有关部门进行了会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分别会见了他。沈国放在会见中重申了中国政府对处理中国公民受侵害案件的原则立场。他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中国公民的尊严和人身安全。近来,马来西亚连续发生中国公民被侮辱、被伤害事件,中国政府对此极为关切。希望马方继续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彻查有关案件,尽快依法坚决惩处相关罪犯和肇事者。中方还希望马方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在马合法权益,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阿兹米表示,中国是马来西亚非常重要的友好国家,马政府高度重视马中关系,对最近发生的中国公民受辱事件深表遗憾和歉意。马方十分重视对上述案件的处理,将严肃处理有关案件。马方争取尽快向中方通报并对外公布有关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阿还表示,马政府正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问:关于东亚共同体的问题。中国认为除了东盟各国以外,东亚共同体组成国家还应该包括哪些国家?出席本次东亚峰会的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如果要加入东亚共同体,中国是否欢迎?东亚峰会和东盟10+3会议,中国认为应该在哪个框架内进行有关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讨论?理由是什么?马来西亚总理已明确表示,关于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讨论应该在10+3框架内进行,马来西亚是本次东亚峰会的举办国,对他的这个说法中国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

答:东亚峰会为有关国家开展对话与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东亚峰会应有利于推进东亚现有的合作,有利于推动实现东亚与其他地区的共同发展。中方坚持开放和透明的原则,反对搞排他性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合作。中方欢迎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参与首届东亚峰会,愿意通过东亚峰会进一步同这些国家保持沟通与协调,密切双方的友好合作,共同促进本地区的和平、发展与合作。我们认为各个机制可以并行不悖,相互促进。

在东亚峰会以及东盟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问题上,东盟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中方认为应该尊重东盟共识,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

问:俄罗斯东部的哈巴罗夫斯克已呼吁中国采取措施保护本地区免受污染,中方会向俄方提供什么样的援助?俄州长说这是一个长期问题,中国有没有什么计划通过双边渠道,共同解决这一问题?

答:中俄是战略协作伙伴,我们两国有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这个事故发生之后,中方对此可能给友好的俄罗斯邻邦人民带来的影响非常关切,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人民造成的影响。比如说双方的有关部门,包括外交部、环保部门、水利部门都建立了沟通制度,两国环保部门还建立热线联系,中方每天向俄方通报水质监测结果。俄罗斯专家正在黑龙江进行考察,两国的专家也联合对水质进行监测,提出解决的方案。应俄方的要求,中方还向俄方提供了水质检测的仪器以及活性炭等一批物资,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将上述物资筹备完毕,第一时间运送到俄罗斯。俄方对此表示赞赏。中方将继续本着两国战略协作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同俄方加强合作和沟通,处理好这一事件。

问: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是否要求调查几个中国公民受侮辱的事件?有关调查是否已证实手机录像里的妇女是中国人?

答:事件发生后,中方多次向马方进行交涉,表明了我们的态度。马方一再表示将依法进行查处。目前有关调查正在进行,我们希望马方能够尽快查出事实真相,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惩处,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

问:你是否知道松花江污染物什么时候到达俄罗斯境内?能不能告诉我们香港世贸部长级会议上中国的目标是什么?中国既是一个工业出口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多哈谈判持何立场?

答:关于污染的具体进展情况,我建议你同国家环保局联系,他们会向你提供更加确切的答案。据我现在掌握的情况,污水团还在中国境内。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争取在中国境内把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前一段时间,胡锦涛主席在出席韩国釜山举行的APEC会议上,已就多哈回合香港会议的有关问题阐明了中方的立场。多哈回合谈判是发展的回合,必须确保以发展为主题,切实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实质性的改善发展中国家机会,必须考虑发展中成员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困难,为其提供切实有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中国支持WTO多哈谈判于2006年结束,取得平衡的一揽子结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在香港会议上就多哈回合谈判所有核心问题达成一致,为2006年结束多哈回合谈判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发挥积极与建设性作用,与其他成员合作,共同推动香港会议取得成功,以使多哈谈判尽早取得结果。

问:马来西亚内政部长访华时间有多长?将会见谁?小泉首相说,他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不应该成为外交问题,中国的回应是什么?

答:马来西亚内政部长昨天抵达北京,他还要到上海和广州进行访问。具体在中国呆几天,我可以再核实一下。

关于靖国神社问题,日本领导人不顾邻国人民的感情,不顾邻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屡屡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严重后果众所周知。我们要求他尽快回到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上来,尽快回到中日三个政治文件上来,尽快回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上来,采取切实行动履行日方有关反省侵略历史的承诺。

问:正在中国访问的白俄罗斯总统今天说,白俄罗斯打算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是否会支持白俄罗斯的这一计划?

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正在访华,昨天他同胡锦涛主席进行了深入、富有成效的会谈。今天下午,他还将会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和黄菊副总理。我们希望卢卡申科总统的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中国和白俄罗斯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吸收观察员问题上,上海合作组织贯彻开放的原则。目前我没听说白俄罗斯提出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如果今后有国家提出这一申请,成员国将本着有利于上合组织发展的原则,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协商一致作出决定。

问:昨天美国《外交季刊》称,中国正与美国激烈争夺非洲的能源供应。中方是否也这样认为?另外请介绍中美战略对话的细节,包括议题和会见日程。

答: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中美第二次战略对话将于12月7日至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将与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进行会谈。双方将在今年8月首次战略对话基础上,就事关中美关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磋商,深入地交换意见。至于戴秉国副部长在美国的会见安排,我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向你提供。

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国政府一贯重视非洲,中国和非洲有传统的友谊。中国和非洲人民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相互合作。加强发展同非洲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同非洲国家开展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互利的,有利于中国与非洲长期稳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非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人渲染中国在非洲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没有事实依据,是站不住脚的。前几天,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副国务卿弗雷泽访华,同中国外交部的同行就非洲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就非洲形势深入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在非洲事务上有共同的利益和关切,双方今后可以在这方面加强合作。

问:美国《外交季刊》还批评中国跟非洲某些国家发展关系,威胁了当地的反腐败努力。此外,中国还应该对津巴布韦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的环境恶化问题负责,你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利益。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是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在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同有关国家的合作是为了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

问:台湾地方县市长选举之后,传言美国将邀请马英九访美,中方对此有何看法?

问:你刚才提到马方已就中国公民受辱事件道歉,中方是否接受马方的道歉?

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求马来西亚方面尽快进行调查,依法对有关的肇事者和罪犯进行惩处,并且把调查结果尽快通报中方。我们希望马方能够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这样的事件今后不再发生,保证在马来西亚旅行、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确保他们的尊严不受侵害。

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都要受到社会或他人的影响。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最深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在我一生的许多关键时刻,耀邦同志用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为我指明了做人、处世的原则和道理,支持和帮助我走过人生坎坷之路。

团中央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最没有官气、民主和谐的一个机关

我和耀邦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50年代。那是1955年8月,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召开,当时耀邦同志已经是团中央书记,而我只不过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在那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并被告知要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激动又紧张,见到毛主席时该说些什么话?毛主席如果问我什么问题该怎么回答?哪些事该向毛主席汇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也许体谅到我当时的心情,就在我苦苦思索的时候,耀邦同志找我来了。他先是解除我的紧张情绪,说毛主席是人民领袖,他老人家平易近人,尤其关心爱护青年人,完全用不着紧张,随后又对我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辅导和帮助。他启发我说,毛主席可能会问你们讨论了什么问题,同学们有些什么意见和要求。我说,那问题就多了,不知道该反映哪一条好。耀邦同志耐心地听取了我的叙述,不厌其烦地帮我归纳出几个问题:要加强形势的学习和教育,要增强社会实践,要有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等。然后又教导我说,你是学生代表,要从学生的要求角度提出问题,不能从团干部角度提问题。于是我又把同学们的意见归纳为想听形势报告,但一些领导同志请不来;想参观工厂,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让去;毕业后走入社会,遇到困难容易悲观失望等等。

到了毛主席那里,我按耀邦同志帮我思考归纳的几个问题,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了后很高兴。针对青年对困难思想准备不足,遇到困难会悲观失望的问题,毛主席专门讲了一大段青年人应该如何对待困难的话。毛主席说:“整个社会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不是越来越黑暗,但是也不会像探照灯那样,笔直地照向天空。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战争时期有战争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有和平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的困难不一定比战争时期的困难小,甚至会更大。老一辈人死了,困难就是青年人的了,当然,那时候你们的条件会更好些……”

毛主席的话,当时我听得似懂非懂,心想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真刀真枪,你死我活,要流血甚至要豁出生命,那该有很多艰难,和平时期也会有困难,但怎么会比战争时期困难更大呢?半个世纪过去,经历了反右运动、庐山会议、“文革”动乱等历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经历了革命斗争的曲折复杂和人世的兴衰荣辱,我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这段话的分量。

回头想一想,如果不是当时耀邦同志启发我提出这个问题,也就听不到毛主席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论述。耀邦同志手把手地帮助我通过了这场考试,这是我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后上的第一堂课。

第二年,我被调到团中央联络部当一名普通干部。一进团中央机关大院,我就发现这里跟别的机关不一样。机关的同志不分男女大小,也不论资格深浅,对所有的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包括耀邦同志在内,都是直呼其名,不加官衔,绝没有某某书记、某某部长的称呼。在工作上,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同志之间,也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团结协作,亲密无间。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最没有官气、民主和谐的一个机关。和很多同志一样,我从一认识他就称他耀邦同志,直到他到中央工作,后来当了总书记,我还是称他耀邦同志,一直这么叫了几十年。这个称呼,在我们是饱含着信任、亲切和尊重,而他也很乐意同志们这么称呼他,丝毫没有感到不自在,不舒服。

1964年,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积极倡导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在共青团九届三次会议上,我被破格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我当时的年龄、资历和水平,走到这样重要的领导岗位,无论在团中央机关、团系统内部还是社会上,震动都不小,赞扬、鼓励的话也很多。

就在这时,耀邦同志和我有一次中肯的谈话。他说,启立啊,你是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干部,这是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是广大团员、青年对你的信任,也是青年事业的需要。这副担子很重,你要勇敢地挑起来。可是,你要懂得,职位的提拔不会对你的知识、品德、修养、本领有任何的改变,这一切都需要你通过刻苦学习、艰苦实践才能得到。职位的改变好比你今天穿中山装,明天穿衬衫,衣服变了,衣服里的人丝毫没变,你还是你,还是昨天那个启立。职务、荣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随时可以改变,但你自己的人格、知识、道德、本领不会自然改变。你当了候补书记,可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好自为之啊!

他的这些话,让我服了一服清凉剂,使我懂得了对待名誉地位的正确态度,进一步确立了作为革命者的荣辱观,使我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保持了清醒头脑,正确处理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个人与事业的关系,始终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没把当时的提拔看得多么重,也懂得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名利、地位都不过是身外之物。有了这个人生态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牛棚,遭受残酷斗争时,个人也没有多么绝望和悲哀。由于党多年的教育,特别是耀邦同志的谆谆教诲,支持我度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承受住了在一般人看来是由九天之上直落九地之下的沉重打击。

耀邦同志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

“四人帮”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央党校、中组部、中宣部工作。每到一个单位,他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顶住极大压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他率先组织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全党战略大转移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耀邦同志的功绩和贡献是全党同志所公认的,是不可磨灭的。也正是因为他杰出的工作和成绩,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1982年8月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我于1982年4月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主任,并在十二大后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从那时直到1987年初耀邦同志离开党的总书记工作岗位的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亲身感受和见证了耀邦同志的工作和人格,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到了书记处后,我感到从来没有在这么高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过,每天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昼夜难安,但究竟该如何工作,我心中无底。耀邦同志除了指点、帮助我干好书记处交代的工作外,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他说,什么是大事?就是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中央已经决定了的方针政策,怎么落实?要思考、研究;执行当中还有什么障碍?要想办法克服、排除;同时,还要考虑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都是大事情。同时,还要考虑我们下一步该干些什么,每年我们中央总要办成几件大事。近期中央要抓的大事,一个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同时要抓党风,纠正不正之风,抓大案要案。这也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

现在回想,耀邦同志对我的这些教诲,他都率先做到了。身为总书记,耀邦同志每天日理万机,可他始终牢牢抓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这个主题,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件大事,按照小平同志的设计,精心规划,精心部署,精心实施,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首先,他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抓起。应该说,耀邦同志对中国的农业、农民问题一直高度关注。每年都要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发一个一号文件,连发五年,专门解决农业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四川等地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效果挺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有人批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种指责,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一时间,实行其他工分制的生产队,也纷纷改为包产到组、到户,到这一年11月,全国实行“双包”的占78.8%。

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依次解决了农村管理上从原来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转变为市场调节,农民生产什么,再也不用靠行政指令,而是根据市场需要。农民有了自主权,就有了积极性,开始了多种经营,产业结构也逐步调整了;然后逐步给农村经济松绑,一步步放开了统购统销,搞活并发展流通领域。今天看来,这些措施和规定似乎都算不得什么,可在当时的背景下,每出台一个文件都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和分歧。记得就农民长途贩运问题,耀邦同志的意见是:认为农民搞长途贩运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观念必须打破,农民不离开土地和家门,生产的东西到哪里去卖?所以需要小商小贩,他们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卖到城里,有人把他们叫投机倒把分子、二道贩子。什么二道贩子?我看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农民离开了他们就无法发展商品生产。那几年,每当一号文件颁发,全国农民就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如久旱之逢甘霖。农村改革经过这四年全面铺开,农村经济搞活了,农村走上了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转向面向市场商品经济的道路,农民逐步富裕起来,城市的供应大大改善,全国人民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希望,极大地调动了改革开放的热情。

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以城市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及时跟进,中国的改革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所以他在对农村改革做出部署后紧接着就着手抓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万里同志和我专门到天津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万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为把“死、懒、穷”变为“活、勤、富”。死:指管得死,当时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得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管得死死的,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奖勤罚懒,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甚至使人变懒,懒就必然导致穷;改革就是要把死的变活,企业生产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缚,逐步给企业放权,干多干少不一样了,人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主动争取多干,这样人就变勤了,勤了就会致富。耀邦同志十分赞成这个思路,他说,农村改革的核心是给农民自主权,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给企业自主权;农民和企业有了自主权,就必然打破长期形成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给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勃勃生机。

围绕城市经济改革,耀邦同志亲自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经常与经济学家、企业负责人和省市领导同志一起商讨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齐心协力、几经周折,终于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农村、城市改革先后铺开后,耀邦痛感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和人才的缺乏,让我组织力量,与教育部门一道着手研究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摆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强基础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在他的指导下,我和教育部门的同志到几个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指导思想。1985年5月,教育体制改革方案终于形成,经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讨论,在得到小平和耀邦同志赞同后,以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发布执行。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党风中的某些不正之处反响强烈。耀邦清醒地意识到抓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实现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个根本好转(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中后两个根本好转,在小平的关心和指导下,耀邦不失时机地亲自主持抓党风建设,并于1983年10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耀邦同志又在思考、酝酿一个新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他认为,现在需要搞一个行动纲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关键环节等都要作出明确的阐述,具体地说,就是要制定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和经济体制改革文件配套的,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制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格局。1985年年底,他把这件事正式提到了中央工作日程。为此,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开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光书记处就召开过多次会议。文件历经多半年的时间,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直到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所有这些大事,耀邦同志都亲力亲为。从中我也深切领会到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所谓“全面”、“开创”的实际内容和深远意义。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对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耀邦同志是完全自觉的,是积极主动的。小平同志提出的每一项改革主张,耀邦同志都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全力推进。如何对待特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耀邦同志在1980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后就提出: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有些一时思想不通的人说,特区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典型,认为在特区社会主义已经变了性质,痛哭流涕,力陈不可。有的同志甚至当面指责耀邦同志说,你搞的特区实际是“租界”。耀邦同志面临种种责难,不为所动,他回答说,旧社会的租界,主权是人家的,而我们开始搞个窗口,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围绕特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一直没停。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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