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恶母撞碎中国养女脑壳致其死亡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5 23:42:11

据《成都晚报》报道,4月19日晚,四川金堂县农民付利松,因为得了绝症无钱医治,在家用炸药将自己炸死。“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这是很多没有医疗保障的困难者的真实写照。

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农村37%应就诊病人没有就诊,65%应住院病人没有住院。而农村应住院而未住院者中,1993年有58.8%的人是出于经济困难,1998年,这个比率增加到65.25%。1998年调查显示,农村的因病致贫率达到21.61%,贫困地区甚至达到50%以上。

报告还指出,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药品滥用及药品价格失控。目前中国的药品销售主要是通过医生的处方,在医院的药房实现的。由于医院普遍推行分配制度、技术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措施,医生个人的收入与医疗服务收入紧密挂钩,形成医生“开大处方、多做检查”的激励机制。最普遍的是“医药合谋”,靠向患者出售药品特别是贵重药品牟利。与一般消费品不同,消费者在药品消费方面缺乏足够的选择能力,无法摆脱对医生的依赖,因此常常被迫花了很多冤枉钱。

“但现在的改革措施在控制费用增长方面,所采用的手段基本上只针对患者,因此基本不起什么作用。要想保证合理用药和药品价格的合理性,规范医院和医生的行为是关键。”葛延风说。

按照新的制度设计,将彻底实行医药分开。政府工作的重点应主要集中于非基本医疗领域,特别是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

主要的调控手段一是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严格限定医院的收入比例,全面推行医药分开,二是辅之以严格的价格监管和相应的惩戒手段,最大限度地控制医药合谋问题。

7月23日下午,北京垂杨柳医院。躺在病床上的史振军是从河南来京的务工人员。7月20日下午,他在北京一个工地上干木活儿,因一脚踩空从6层楼上掉了下来。经诊断,史振军为脑震荡和三根肋骨粉碎。

“他的妻子正在临产期”,在医院照顾他的同乡史鹏芝说。一个月前,史振军为了挣点钱回家办生孩子的喜酒,经熟人介绍来到北京打工。“三天已经花了两万多元了,我们在工地上每天才挣40多元,刚来一个月,工钱也没发。这钱先由老板给垫着,以后再说吧。”

“现在还没敢通知他家里。他不让打电话,怕妻子和70多岁的父母知道后受不了打击。可也不能老这么撑着,这不算什么工伤,花这么多钱他一辈子也挣不了……”史鹏芝低着头说。

病床上的史振军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黝黑的脸上有泪水的痕迹。到记者离开病房,他始终没说一句话。

7月24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门口,记者见到从山西来京求医的肺癌患者段某。段某今年43岁,五六年前他就感觉呼吸有点不舒服,后来越来越严重,一直拖到去年2月才去看病。“当时拍个片子就要500元钱。我嫌太贵,就没看。”2004年4月,段某实在忍不下去了,才去医院,结果被确诊是肺癌。

“得知是癌,我感觉天都要塌了!”段某妻子悲伤地说。他们很后悔,当初有症状时及早治疗就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当时觉得看病太贵了,能扛就扛,没想到扛成了大病。后来,段某又去山东一家医院做化疗,40天花了4万元。

到目前为止,段某为看病总共花了7万元,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还背了近6万元的债。现在,段家成了当地贫困户,民政部门给他们救助了1000元,但只是杯水车薪。

“刚刚逃过一场生死劫难。”杨洪生对记者说。深陷的眼窝和身上一根根清晰可见的肋骨,让64岁的杨洪生看起来要苍老许多。

杨洪生退休前是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工人。13年前,由于身体原因,他办了内部退休手续。两个月前,老人突然感到吃饭无法下咽,后被检查确诊为食道癌,“这对全家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雪上加霜。”

“儿子和女儿都在农村,没有工作,孙子孙女还小,根本没钱医治。我私下里就想还是不治了,可家人都不同意,儿子看到我那样子,也哭了好几场……”老人有些哽咽地说。

退休后,杨洪生和老伴省吃俭用存了两万多元钱,原本想着可以安度晚年,但杨洪生住院以来,老两口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现在看病的钱是几个弟弟给东拼西凑借来的。“原来的厂子已经倒闭了,没办法管我。到现在花了十几万元,总算捡了一条命回来。”老人有气无力地说着。

7月24日,北京垂杨柳医院急诊科,江苏来京务工人员梁士宽愁容满面。“儿子昨天晚上发烧39摄氏度。从昨天下午到现在,病情不但没好转反而更严重了。”他摸着儿子的头告诉记者。

35岁的梁士宽去年11月来到朝阳区红燕市场做买卖水果和青菜的小生意。手里拿着医生开的收费清单。他对记者说:“听人说,这里还比较便宜就来了,没想到还是太贵了,照着这样下去,我们根本看不起病。这次孩子一生病,一个月的生意又白干了。唉,可病还得看呀!”梁士宽一脸无奈。

在朝阳区红燕市场像他这种外地来京的人很多,如果不是什么大病,很多情况下,熬一熬就过去了,梁士宽深感困惑:“医院的大门是为有钱人开的?”

中新网7月29日电号称“台湾国民党”的新政党将在明日(30日)南投县埔里正式成立,虽然台当局相关部门认为党名与中国国民党雷同而有异议,但筹备处发言人许登昆称“不会造成选民投票行为的混淆”。

据“中央社”报道,许登昆称,30日的成立大会唯一邀请贵宾是李登辉,但因李登辉另有行程无法参加。

而谈到为何选择埔里为创党地点,许登昆称,埔里是台湾的正中心,希望“以台湾的观点来看世界”。

中新网7月29日电身兼国民党副主席的“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天(29日)将正式请辞党副主席职务。王金平说,他已主动向刚返台的连战报告他将请辞副主席一事,连战表示赞同。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连战28日返台后在中央党部单独约见选举失利的王金平,王金平表示,他与连战没有谈到任何党务或与马英九有关的话题。他说,这次国民党主席选举,马英九拿下37万票,他会尊重党员的选择,“留给马主席处理党务的空间”。

王金平预定8月与家人到外国散心,并陪大女儿王馨敏前往即将深造的学校,目前行程尚未最后决定。

王金平说,他与连战虽然没有谈到选举过程的“诸多委屈”,也没有谈到未来的规划,不过选后连战仍然相当关心他,“从夫人连方瑀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表示,党主席选举结果揭晓之后,连战从日本东京打电话给他,连方瑀也和他讲到话,还边说边流眼泪,原本夫人是要安慰他,到头来,反而是他在安慰连夫人,“气氛有些感伤。”

一、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取得过显著成就,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

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百分之三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成绩十分显著,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

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之一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与服务目标合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里,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层次布局上注重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城市地区,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以县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以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幅度提高。

计划经济时期,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定位明确,即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社会公益目标优先的定位,是由当时特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决定的。医疗服务体系的骨干部分是政府部门直接创办的国有机构,末端为隶属于城乡集体经济的集体所有制机构。政府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管理,同时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医疗卫生服务收入与机构和从业人员个人经济利益之间没有联系。

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之二是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

其一,突出“预防为主”,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在整个医疗卫生投入中,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一直处于优先地位。逐步建立了包括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地方病控制、国境卫生检验检疫机构在内的、基本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公共卫生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此外,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结果是:各种烈性传染病被完全消灭或基本消灭,法定报告的发病率迅速下降;多种地方病和寄生虫病得到有效控制,发病率大幅度降低。

其二,基于医疗服务机构的公益目标定位,医疗领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上;技术路线选择上注重适宜技术,强调中西医结合。政府对医疗服务标准的规范及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使医患双方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合理选择,不仅实现了医疗卫生资源的低投入、高产出;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形成了更加公平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

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之三是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费用保障机制

一方面是医疗保障体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城镇地区,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按照当时的有关制度设计,多数职工家属在发生疾病时,也能够报销部分费用。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鼎盛时期覆盖了90%左右的农村人口。通过以上三项保障制度,全国绝大部分人口在发生疾病风险时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费用保障。

另一方面,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也具备很强的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功能。由于各种医疗服务机构的人员工资、基础设施以及医疗设备投入主要来自政府和各经济集体,药品价格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医疗服务体系在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同时,也具有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的功能。即使未参加任何形式医疗保障的居民,看病时就已经获得了政府公共投入的补贴。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这种转移支付功能,是各种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由上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转移支付功能带来的费用保障机制,确保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特别是经济困难群体能够看起病,从而大大提高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

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总体投入和专业技术教育赶不上医疗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张,致使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导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和医疗保障水平上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城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一直存在着对患者约束不足以及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存在互济功能不足的问题,如此等等。

但总的来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国际上是得到公认的。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在干预重点选择方面以及在费用保障机制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效,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决定性因素。医疗卫生的投入以政府为主,医疗卫生资源在不同卫生领域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分配由政府统一规划,具体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也由政府按照严格的计划实施。从而保证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服务,确保了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中国当时的选择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在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方面,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公立机构的组织与运行机制在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从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目标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目标,不仅非公有制的医疗机构如此,公立医疗服务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也是如此。

在医疗保障体制方面,随着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绝大部分地区迅速瓦解;由于该制度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试图恢复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一直未见明显成效。城镇地区,随着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传统的劳保医疗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目前确定了统一模式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障(保险)体制。

除此之外,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体制、药品生产与流通体制等等也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及资金投入方面,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职能不断弱化,各种责任越来越多地由地方政府承担。药品生产与流通走向全面市场化。

在供给层面,基本形成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提供模式。各种资本都可以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限制,新建医疗机构的布局以及服务目标定位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状况。包括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微观组织和管理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则逐步走向全面竞争;医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主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

在需求层面,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私人消费品。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大约有1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则只有全部人口的10%左右。另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的医疗保障体制本身都不具有强制性。改革开放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直坚持自愿原则。城镇医疗保障(保险)制度虽然名义上具有强制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因过分追求小范围的收支平衡,也只有确保缴费才能享受相关待遇。对于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来说,医疗服务上的需求能否被满足以及被满足的程度,基本上取决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力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商业化、市场化走向的体制变革带来的成效主要表现为: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医生数量以及床位数量都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改善,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迅速提高,能够开展的诊疗项目不断增加。此外,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动、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明显地提高了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内部运转效率有了普遍提高。

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

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富裕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多数社会成员(包括相当多农村人口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贫困阶层则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都享受不到。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

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2002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42%,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改革开放前已被控制的部分传染病、地方病开始死灰复燃,新的卫生、健康问题也不断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结果令人深思。

公平性和宏观效率的低下,导致了消极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它不仅影响到国民的健康,也带来了诸如贫困、公众不满情绪增加、群体间关系失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多数居民在医疗问题上的消极预期,已经成为导致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此以往,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的稳定以及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程度。

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问题之一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品性质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同时,也是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就一定要出问题。SARS所暴露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其他诸多问题的出现已经充分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

问题之二是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的普遍服务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能够及时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要。因此,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必须是多层次的、布局合理的。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方式不仅无法自发地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必然导致医疗服务资源在层次布局上向高端服务集中,在地域布局上向高购买力地区集中,从而使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的医院密集程度和拥有的高端服务设备数量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广大农村地区则重新回到了缺医少药的状态。

问题之三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从全社会角度来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合理目标应当是以尽可能低的医疗卫生投入实现尽可能好的全民健康结果。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选择成本低、健康效益好的医疗卫生干预重点及适宜的技术路线,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体制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医务人员出于对营利目标和自身经济效益的追求,其行为必然与上述目标发生矛盾。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选择上,只要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就必然出现轻预防、重治疗,轻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病,轻适宜技术、重高新技术的倾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基于牟利动机提供大量的过度服务,甚至不惜损害患者的健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服务价格以及全社会卫生总投入迅速攀升、但全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其源盖出于此。

问题之四是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不同社会成员可能遇到的疾病风险以及相关的医疗服务需求是不同的,个人及家庭之间的经济能力也是不同的。如果将医疗服务需求视为私人消费品,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能力来抵御疾病风险,则必然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医疗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他们的基本健康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不仅有失社会公平,也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后果。因此,在医疗保障体制的设计上,必须在广覆盖的前提下,建立风险分担和社会共济机制。中国城乡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实际结果,就是将医疗服务需求逐步演变为私人消费品。其消极后果已经显现。

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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