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致深圳东莞共11人丧生 数千受灾群众转移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7 22:36:13

但是,到了6月中旬,这些新增添的床位也都满了。院长黄莹说,如果再来孩子,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孩子们被送来的时候,都很虚弱,多数都有上呼吸道感染等肺部疾病,有的孩子消化系统不好,还有的孩子患有各种皮肤病。”黄莹说。

把孩子们送到这里来的刑警们说,几乎所有的人贩子都随身带着安眠药或有催眠功效的感冒药。“他们根本不在乎孩子们的生命,在他们眼中,孩子们只是普通商品。他们经常给孩子们下药,等孩子睡着之后,直接塞进提包里提着走,以便于行动。有时候,一个提包里会被他们装进两三个孩子。所以,这些孩子的身体都很虚弱。”

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再加上简单的身体检测,福利院基本可以判断出孩子的大概年龄。黄莹说,这些孩子被送来时,多半属于出生不满一个月的新生儿,最小的出生不到10天。“有些孩子的脐带还没长好呢。”

到今年5月下旬,被解救的婴儿达到29人。为照顾这些孩子,福利院把他们安置到一起,并不断招收新的人员。目前,共有7名新招入的工作人员和4名从福利院内其它部门调来的工作人员一起专门护理这些孩子。

“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连轴转,一个接一个地给孩子们喂奶、喂水、换尿布和检查身体。一轮做下来之后,新的一个循环又要开始了。”副院长李保学说,“每个孩子每天要用十几条尿布,这29个孩子每天共用300多条尿布,加上院内原有的60多个婴儿,全福利院每天要洗1000条左右的尿布。”

黄莹说,经过福利院的照料,被救的婴儿们现在状况很好。“有的孩子还有些感冒之类的症状,但都属于正常情况。目前他们都是健康的孩子。”

目前,这些被拐婴幼儿的父母都杳无音信。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也已经记不清他们的出生地,而只知他们大都来自广西、广东、云南和贵州等地。在当地媒体《东方今报》发起“为被拐婴儿找妈妈”行动之后,陆续有人与新乡铁路刑警联系寻亲,但孩子们的真正亲人一直未曾出现。

就在警方积极为孩子们寻亲的同时,新乡市儿童福利院接到了许多人的领养要求。

7月8日上午,记者见到新乡市儿童福利院院长黄莹时,她刚刚送走了几位前来要求领养被拐婴儿的附近村民。临走前,这些村民请求黄院长,如果可以领养,一定给他们留一个。在办公室里,记者和黄莹的谈话也多次被要求领养的电话打断。黄莹说,有一天,他们共接到800多个咨询电话。有些人甚至直接找到福利院,要求领养被拐婴儿。

“尽管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尽全力照顾孩子们,但毕竟是集体喂养,没有家里那么周全。所以,我们也希望看到孩子们能被符合法律规定的家庭领走。”黄莹说。但她又说,只有在警方宣布找不到孩子的亲人后,福利院才会依照法律程序让孩子们接受社会领养。

对于外界的领养要求,新乡铁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跃军说:“让大家领养当然会解决很多问题,但如果轻易就宣布孩子的亲人找不到了,万一孩子被领养后他们的亲人再出现,对于各方面来说都会很麻烦。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继续寻找孩子的亲人。”

张跃军说,警方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全力抓捕在逃涉案人员、解救被拐婴幼儿和寻找被救孩子亲人。

“几项行动都很困难。”张跃军说,他们在寻找被拐卖的婴儿时发现,由于被人贩子的谎言所迷惑,加之担心孩子被警方救下后会影响其养父母家的幸福,各地村民都很不配合警方的工作。此外,由于被拐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流动性较大的打工者,警方也难以找到孩子们的亲生父母。

张跃军说,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在一些地区确实存在着生下孩子(尤其是女孩)后不想要或希望依靠卖小孩赚钱的父母。这样的父母,就更不会来找孩子了。

截至目前,在被解救的孩子中,唯一一个找到了亲生父母的,是在广东东莞被拐的3岁男童琳琳。警方将琳琳从河南辉县某村村民朱某家救出后,面对亲生父母时,琳琳突然高喊了一句“我要辉县的妈妈”,令其亲生父母和民警都感到尴尬。

“现在我们仍在努力工作,能够确定的是,被解救回来的孩子会越来越多。”张跃军说。

但是,如果再解救出被拐婴幼儿,该把他们送往哪里?张跃军说,他也不知道。

今年2月21日,河南省新乡铁路刑警大队刑警抓获了一个名叫郭士县的嫌疑人。在郭士县的背后,是一条庞大的贩卖婴幼儿活动“生意链”。他的妻子、妹妹、堂弟都加入了这桩“生意”。

去年8月9日至今年1月31日,河南新乡铁路刑警大队的刑警多次在新乡火车站抓获贩卖婴儿的犯罪嫌疑人,解救被拐婴儿十余人。

一系列贩婴案引起了新乡铁路刑警的警觉,他们发现,嫌疑人大多来自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大都乘列车在新乡下车。警方判断,新乡附近可能存在一个贩婴网络,有固定的接收婴儿的“下线”。

2月21日,新乡铁路刑警大队接到线索,K158次列车上有两名带着女婴的乘客,有贩婴嫌疑。“乘警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这对‘夫妻’很可疑,女子喂奶时用的是劣质奶粉,动作也很别扭。把他们分开简单询问后,又发现他俩的回答对不上。”新乡铁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跃军说。

嫌疑人的车票上显示,他们的目的地是新乡。于是,乘警检查过后,又不动声色地离开了。稍后,新乡铁路刑警接到了这名乘警的电话。

列车到达新乡站之前,十几名刑警陆续上车,在嫌疑人所在车厢及相邻的车厢监控。

当晚11时20分左右,两名嫌疑人抱着女婴在新乡站下了车。在站前广场逗留片刻之后,坐上出租车离开。刑警们乘车尾随。

半小时后,嫌疑人所乘的出租车停在了新乡至辉县公路中段的一家酒店旁。一名嫌疑人打了一个电话后不到两分钟,一辆摩托车开过来停在出租车旁边。车上坐着两名男子。

此时,尾随至此的刑警们迅速上前形成合围。几分钟后,4名嫌疑人被捕,一名被拐女婴被解救。

骑摩托车的两人是父子关系,由于儿子郭强(化名)尚未成年,警方将其教育释放,但父亲郭士县却引起了警方的重视。民警发现,郭士县曾因重婚罪和贩卖假币罪先后两次被新乡县人民法院判刑。而他的妻子张计韦和堂弟郭士斌,都因涉嫌贩卖儿童,于去年10月间被警方抓获。

经多次对郭士县及其他嫌疑人的审讯,警方认定,郭士县是新乡地区众多人贩子的主要“上线”,他也是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众多人贩子在新乡的重要“下线”。

郭士县落网后,警方又初步锁定了他的一些“下线”,其中包括他的妹妹郭士英等人。此后,一些嫌疑人陆续落网,但郭士英始终在逃。

进一步调查取证后,警方基本掌握了人贩子的犯罪流程及相互关系,并绘制了一张涉案人关系图。

在参与的贩卖人口活动中,郭士县处于最中间,他的上方有至少十余个“上线”,分布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省,都与他保持着固定联系。他们把从各地拐来的婴幼儿不断送往新乡,交给郭士县。郭士县把孩子们卖给自己的“下线”后,再由他们层层加价转卖,直到卖给希望养孩子的最后买家。

“就像市场进货卖货一样,他们的贩卖人口活动也形成系统。郭士县在其中就像一个批发商,他向上与那些‘货源’联系,在确认有孩子要来之后,立即与自己的‘下线’沟通,然后把孩子卖给有把握出手、愿意接收的人。”新乡铁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跃军说,郭士县的“上线”为保证自身安全,从不来新乡。“他们雇用一些‘马仔’,给他们买好火车票,再发给他们一个手机,告诉他们郭士县的电话号码。”

在与郭士县确认交易细节后,“马仔”们通常在新乡郊区的路边把孩子交给郭士县后立即返回,郭士县给他们几百块钱作为回程路费,回到“上线”那里后,“马仔”们才能领到此行的辛苦费。随后,郭士县或其亲友会通过邮政或银行账号把买孩子的钱汇给“上线”。

“郭士县和他的‘上线’们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互信,所以交易时都不用现金,既防止‘马仔’携款出逃,又可以防范警方。”张跃军说。

张跃军还说,与郭士县保持直接联系的“下线”至少有十余人,有时他们去郭士县家领孩子,有时跟着郭士县直接从“上线”派来的“马仔”手中领走孩子。郭士县付给“上线”的基本报酬一般是每个孩子1000元左右,而他卖给“下线”时,要根据孩子的性别、外形、身体条件等因素为孩子定价,一般都在几千元左右。

新乡警方确认,在被解救的34名被拐婴幼儿中,至少有7个孩子是郭士县经手直接卖出的,其中有些孩子被转卖了至少8次,卖价从几百元涨到了最后的19000元。“这还只是从郭士县的‘上线’开始算起,到最后交给买家结束的。郭士县的‘上线’接手之前,孩子被转卖的次数和价格我们无法得知。”张跃军说。

在郭士县的妹妹郭士英家一间废弃的小房子里,警方发现20多张汇款单。汇款人是郭士县、郭士英等人,收款人则是他们的“上线”,主要集中在广东湛江一带。这20多张汇款单是去年9月12日至10月12日一个月内汇出的,平均下来几乎每天寄出1张。收款人共13个,金额总计7万元,其中最少汇款额是1000元,最多的一笔是9200元。

警方分析,这是郭士县等人付给“上线”的“货款”,虽然是20多张,但涉及的被拐婴儿决不会只有20多个。

郭士县,50岁,初中文化程度,家住新乡市郊小块村。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因犯重婚罪被判刑,缓期执行,没有入狱。此后,他经常到广东湛江一带贩卖古董,在当地结识了许多人。1994年,他又因贩卖假币被判入狱3年,1996年4月减刑出狱。

“郭士县出狱后,与他在广东的熟人们恢复了联系。此时,那里倒卖古董假币的风气减弱,转而开始贩卖婴儿。”张跃军说。

1997年,郭士县加入贩婴网络之后,他的妻子、妹妹、堂弟等几个亲戚成为其第一批同伙,甚至他未成年的儿子也成了陪他一起接货的驾驶员。他们一边直接寻找希望要孩子的买家,一边不断发展“下线”。每当郭士县有新的业务时,这些人便四处联络下家,生意做完后,他们便负责给“上线”汇款。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郭士县的“下线”也越来越多,围绕他及其家庭成员,逐渐形成了一个约20人的贩婴团队。孩子的买主也从当地逐步拓展到周边县市,直至山东、河北、山西等省。

2000年,郭士县在附近的陈堡村买下一块地,盖起了一栋二层小楼。去过他家的刑警们对他的富足印象深刻。“门口是可视门铃系统,浴室里用的是整体浴室。每间房子都装了空调。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古玩字画等装饰品、奢侈品随处可见。”

几年来郭士县到底经手贩卖了多少婴幼儿,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一位多次提审郭士县的刑警说:“他始终对此避而不答,只说‘记不清了’。问他的‘下线’,有的说他经手了数百人,有的说他经手了上千人。”

落网后,郭士县告诉办案民警,他曾多次想“洗手不干”。“但好像喝酒上瘾时一样,喝完后发誓不再喝,下次听说有酒席就又忍不住了。毕竟来钱太快太容易了。”

郭士县还说,妻子被抓后他非常恐惧,再次决定停手,但当时“上线”依然不停地“发货”,“下线”也不断地向他“订货”,欲罢不能之下,他怀着侥幸心理继续贩婴活动,直到2月22日凌晨落网。

7月8日下午,记者来到郭士县家。此时,他家的欧式大铁门敞开着,可视门铃上落满尘土。在一楼大厅,几件青铜器和木器雕刻品还挂在墙上,但古董架上已空无一物。一名陪同前来的刑警说,这里曾经摆满了古董,在郭士县被捕后被其亲友搬走。多数房间里都空空荡荡,地上落满尘土。

郭士县被捕后,郭士县的儿女都已被送往郭士县的岳父家,家中只剩下他83岁的母亲。听到记者提起郭士县,郭母一言未发,只是躺在床上痛哭不止。

目前,郭士县等70余名贩卖人口嫌疑人已被郑州警方拘留,正在等待审判。本报记者陈喆

对决双方的大本营一个位于台南,一个盘踞台北;一个有着在党内几十年经营积累下来的丰富人脉,另一个则因英俊的外表享有超高的人气;一个历练丰富协调能力颇佳,另一个态度温和魄力四射。

前者为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后者就是人称“小马哥”的台北市长马英九。在这个炎热的七月,两个人正为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做最后的冲刺,而目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国国民党副主席。

民主选举中所有常见的场面,如文宣、政见辩论和组织活动造势等等一样不缺,面对7月16日即将到来的选举,两方阵营都表现出当仁不让甚至舍我其谁的气势,试图最后一搏。国民党的这场党内民主秀,一路走来确实颇为辛苦。但这一切对于国民党却又是值得的,如果将这场国民党主席的竞选放在该党百年历史长河中看,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显然更为深远。

国民党这家“百年老店”,过去的领导人不是靠激烈的非透明权力斗争抢夺,就是在众望所归下连任。如今,第一次有身居一线的政治精英由下而上直接向党员争取选票,这对国民党的正面意义无疑是巨大的。无论谁最后当选,都将有助于褪去国民党的威权外衣,深化党内民主。

但是,纵观这场从6月初即正式打响的台湾省最大在野党的党内选举,虽然双方事先一再声称这是一场“君子之争”,但很多在公职选举时才可能有的负面竞选模式却频频出现:直接攻讦、暗喻嘲讽、耳语放话、互挖墙脚。其中一方的幕僚人员更是表示,如果没当选主席就不愿再担任副主席,采用的似乎是主动为战不留后路的竞选策略。

难怪连战在交棒时还要忧心,党主席候选人负面文宣过多将无法给国民党一个未来。而国民党内的另一位政治精英、台中市长胡志强也曾对《时代人物周报》表示:“党主席选举应该做到‘四不一没有’(不要造成分裂,不要对立,不要喷口水,不要贴标签,没有心结)。”

政治本来就是一场秀,何况选举。然而在这场为两岸关注的选举中,除了相互影射和批判,却看不出太多“秀”的成分。双方不冷不热的表现还是没有突破人们对他们固有的印象,王金平还是那个王金平,马英九也还是那个马英九。

即便是政见辩论,也没有出现期待中的“你攻我防”局面,只是在各说各话,自言自语。国民党自身体制局限的无处不在,让这场选举看起来矛盾重重。比如对反黑金问题的一再回避,就让人怀疑国民党是否有面对这一问题的勇气。

很多人都在担心选举过后会不会造成国民党新的分裂,这个命题本身值得王马两人去好好思考。《中国时报》的一篇评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王马两人未来的互补面远大于互斥面,他们只有真诚合作才能进一步讨论竞逐2008的机会。这一点如果王金平和马英九看不透彻,就算是党主席的赢家,也可能会是未来赛局的输家。

距离7月16日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国民党主席之争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回过头来审视短短一个月时间里两人的选举攻势,还是可以看到不少不尽相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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