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英羽球赛林丹高歌猛进 陈宏落马陈金不敌盖德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11:37:11

体育讯在3-1战胜尤文图斯的赛后,安切洛蒂应新闻发布会上记者的要求评点了本场比赛的最佳,他说:“我又看到了过去的皮尔洛,在和埃莫森、维埃拉的对抗中占据了上风,我认为皮尔洛和加图索是今天的场上最佳。”

确实,AC米兰上半时的两个进球,都是出自皮尔洛主罚的任意球,所不同的只是,第一个球是皮尔洛的任意球造成了对方门前的混乱,由卡卡抽射打进,而第二个任意球则是皮尔洛自己直接破门,皮尔洛赛后表示:“这样的进球是我梦想了多年的进球,今晚,终于以最好的方式实现了,我在下半时又试了一次,可惜没有再次打进。”

事实上,皮尔洛在上轮联赛中已经表现出相当出色的状态了,本场面对的是尤文图斯,控球率不可能像对恩波利时那么高,不过在全场所有球员中,皮尔洛仍是传球次数最多的球员,达到了74次,作为尤文图斯的核心,维埃拉也不错,有68次。

由于卡卡更多兼顾右路防守,使得加图索可以在中路对上维埃拉,本场是AC米兰的“软硬天师”和尤文图斯的“恐怖组合”之间的对话。在tgcom赛后的评分中,加图索得到了7.5分,仅次于皮尔洛,然而在场上,加图索似乎比皮尔洛表现得还更加出彩。

从开场5分钟维埃拉接到齐门蒂开出的门球后在禁区前转身就被加图索铲飞一幕开始,加图索就开始展示着他充满气势的足球。他技术不好,但他的带球充满了勇气,22分钟,他甚至正面突破了维埃拉,但因为脚下被法国人绊了个踉跄,禁区前射门时没有发上力,下半时12分钟,加图索在右肋又是一次漂亮的突破,面对佩索托和埃莫森,冷静回做给禁区前的皮尔洛,皮尔洛的射门被图拉姆挡出了底线,这时,加图索又向着看台挥舞着双手,鼓动球迷们的欢呼,多么熟悉的手势!

加图索的身影遍布全场,他不断在拼抢中因奋不顾身而被对手撞倒,下半时14分钟,对方将西多夫开出的角球头球解围,加图索冲上去跳起来就是一个胸部停球,但与卡纳瓦罗相撞,倒在了大禁区线上;随后他又与基耶利尼相撞,倒地不起,安切洛蒂已经让沃热尔准备上场,但顽强的加图索又从场边站了起来。

他不断飞铲,不断与对手发生冲突,从一开始对裁判的怒吼,到随后和埃莫森的推搡,再到后来被内德维德鞋钉踩在后背上“暗算”,这是一个充满斗志,永远不知疲倦的加图索。

“能够在AC米兰这样一支球队中效力真是太好了,我们的表现是对前段时间艰难时刻的回应。”加图索笑了,这是前段时间“离队风波”时所没有见到的爽朗的笑,他现在再也不谈转会了,相反,几天前他表示,“我已经做好了续约的准备。”

tgcom给皮尔洛8分、加图索7.5分,是单从技术层面上的打分,但加图索却有着他的附加价值,在看台上看得真切的加利亚尼说话了:“加图索今天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他通过自己的奔跑和抢断,给球队注入了勇气。”勇气、斗志,并不是全部,比起同样拥有斗志的埃莫森、维埃拉来,加图索更多了一分对于队友的感召力,无从考证,没有加图索,这场比赛会怎样,但今天的加图索,确确实实是在世界第一后腰组合面前撒了一把野。

宝钢新董事会模式,完全是效率导向,忽略了国企天生的公平职能。引进了“淡马锡模式”,但其精髓丢掉了

“淡马锡模式”来自新加坡国有投资机构———淡马锡控股企业的实践,这家公司按政府、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等构建七个层级的组织架构,业务范围涉及基础建设、交通、金融与传媒业等多个领域。不过大家津津乐道的不仅是其不俗的业绩,更是其颇具特色的董事会结构,其10位董事会成员中,4到5位为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出资人的权益;而另外5到6位则是企业人士。

这次宝钢的试点就是模仿这种模式,按照目前的设计,宝钢集团设立董事会,董事会采取“4+5”模式,即9名董事里,4名是宝钢内部董事,其余5名为国资委委任的外部董事,据说主要由境外人士构成。这个新董事会按照标准的董事会模式运作,拥有重大投融资决策权、高管提名、考核和薪酬决定等权利。

宝钢的试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反响,原因有二:一,宝钢集团作为国资委下属国有独资公司设立董事会,意味着今后国资委和央企之间有了一道制度屏障,国资委对央企的管理不再直接依赖行政规章和命令的方式,而必须通过董事会进行民主表决,说明我国的国有企业制度迈向了规范化、民主化;二,更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董事会中,国资委选任的外部董事尽管占5名,但成员主要由境外人士构成,据说这些境外人士更熟悉市场运行,通过这种设置能够确保宝钢今后的决策的科学性。

国资委没有照搬“淡马锡模式”,在董事会中没有引入公务员,从专业层面上讲,似乎更有效率,因为内部董事熟悉企业经营管理,而境外人士熟悉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相互有机结合,能够给宝钢带来惊喜。从这两个方面看,央企新的董事会做到了规范化、民主化和专业化,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我看着看着,总觉得有点心慌。想当初东渡扶桑,想学一下日本的企业集团,最后落下的就是国企构建的众多内部银行;后来西赴欧陆,问道于德国的共同决定制度,回来后弄了个主要由高管组成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内部人控制问题随之泛滥开来;再后来又留学英美,搬来了独立董事和外派监事,才发现这些不过是花瓶,还不如传统的审计来得有效。

问题出在哪儿呢?难道是国资委和央企之间少了一道制度屏障?果真如此,把“淡马锡模式”搬过来倒是合情合理。可惜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和创新无法采取简单思维,我们是否反思过,为何过去取到的种种经书没有预期的效果?

纵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企改革和管理,其实也就是两个基本办法,要么民营化;要么设计出一套合理有效的治理结构和高管激励制度。后者基本上都是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成员安排来制衡内部人,同时通过奖惩计划来激励和约束内部人。也就是通常说的大棒加胡萝卜。“淡马锡模式”很平常,只不过一些人习惯于猴子掰玉米,掰了一穗新的,就把旧的丢了,殊不知新的其实也就是旧的。

过去的制度移植缺乏效率,关键在于我们总是采取一个差不多的标准,很少关注所移植的制度生存和有效运转的条件,甚至忽略这些制度真正的内涵。

“淡马锡模式”有两个关键部件在移植的过程中被淡化了,一是该模式通过公务员担任董事会成员,来确保政府实现公平目标,其背后的逻辑是,国企不能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而是要兼顾效率和公平,所以淡马锡控股的一个重要职能是通过投资来帮助政府落实促进公平的政策,公务员董事的主要责任就在于通过自身参与公司决策来达成该目标。

二是新加坡是一个小经济体,只有一个淡马锡控股,并且新加坡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秩序规范,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运转,因此政府对淡马锡控股的监控也相对容易。

我们的国企不仅数量众多,层级复杂,而且处于一个转型的市场环境中,一些重要的法律基础不具备,市场秩序还很缺乏,竞争也不充分,更严重的是,许多国企身处垄断行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超额垄断利润把背后的制度层面的问题掩饰起来,使得国资委无法依据这些浑浊信息,甄别国企的真实努力水平,也就很难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监控体系。

太宽的管理幅度,太多的管理层级,即使不考虑代理问题,一个雷锋式的国资委也无法做到有效率。把垄断利润当作国企的效率和改革的成效依据,就如同听了一次聊斋。再看看宝钢的这次改革,整个一效率导向,完全忽略了国企天生的公平职能。如果把这个关键职能舍弃,我不明白,保留宝钢的国企性质有何特别意义?

制度用于约束人的自利行为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我们假设宝钢董事会成员中内部人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然后假设境外人士组成的外部董事是帮助董事会科学决策的,那么谁来保证公平的目标?

人们总是说,国企要提高效率,人们总是忽视了,国企的存在其实是要帮助政府实现公平。公平目标是各国和地区保留部分国企的主要理由。唐三藏的功德不在于取经,而在于念经,如果取得真经,却把经念歪了,还不如不取的好。

新华网北京10月30日电(新华社记者李薇薇李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个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有关专家指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特别突出地解决好“不和谐因素”的“四大矛盾”。

做相同的工作,由于身份、所在地区和部门等不同,享受的待遇有很大差别,收入也可能相差数倍……专家们指出,分配差距不断加大等问题已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羁绊”,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还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统计显示,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在1985年是1∶2.57,到2004年为1∶3.23。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指出,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收入的差距则约达5倍。

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加大只是目前我国社会财富分配矛盾的一个方面。“国有经济单位中,电力、自来水、燃气生产与供应、电信业、航空运输业、铁路运输业等行业,靠了垄断经营的优势,获取比其他行业平均工资高得多的收入。”全国政协常委安启元指出,目前我国各个行业之间、各个地域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不断加大的趋势。

据了解,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在2000年为2.62倍,在2003年为3.98倍,而到了2004年达到4.25倍。这还不包括工资外的福利收入。2004年1月至9月,平均劳动报酬较高的行业有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技服务业等,分别为18798元、15982元和15489元。而平均劳动报酬较低的农业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仅有4655元、8057元和8159元。

在全国各地中,2004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平均为7453元,是人均收入最低的5省区市的2倍还多。

专家认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容易引起部分社会成员心理失衡甚至利益冲突,给社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因此,在今后五年要把解决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等,缓解地区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最广大人民。

高考移民、择校风、乱收费……这些近年来经常被人们提起的“新名词”,反映了目前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不公平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不配套等原因,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不合理流动、积聚和配置,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学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上学难、花费多、压力大也日益成为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

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的调查显示,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超过了城乡居民经济收入2.8倍的名义差距。

北京大学的一份报告披露,我国省与省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差别是7.8倍;《中国教育报》2004年对174个地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仍然使用危房。

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现状,无疑将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恶化社会的利益格局,将会埋下城乡、地区、阶层等人际矛盾、紧张、冲突的隐患。正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朱佩玲所说:“在‘十一五’期间,应该把认真解决好我国教育均衡问题列为‘重头戏’。”

现在,“看病难”已让不少国人“放弃”了健康这一基本需求。卫生部前不久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约48.9%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应住院而不住院。

据了解,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就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其80%都集中在城市,而在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一方面不少人长途跋涉,异地就医,既增加了就医困难,又加大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是大医院人满为患,导致了目前社会上普遍抱怨的“看病难”。

“看病贵”是近年百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据第三次全国卫生调查数据统计,我国居民平均每次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从1998年到2003年分别上涨了57.5%和76.1%,都远远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专家认为,造成目前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机构管理体制不完善、药品流通环节混乱等都有关系,需要我们在“十一五”期间,加大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助服务能力。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统筹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高峰期。据中国社科院预测,2006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今后几年,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另外还有1400万下岗失业人员。如果经济增长保持8%左右的速度,每年可新增800多万就业岗位,加上补充自然减员,可以安排就业1000万人左右,每年劳动力供求缺口仍在1400万人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长期内不会改变,而且矛盾将更加突出。

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很窄,不足以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介绍,包括4000多万已经退休人员在内,我国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只有1.6亿多,不及劳动人口的一半,覆盖率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

和养老保险一样,同我国13亿的人口基数相比,参保人数分别为13341万、10546万、7810万、5085万的基本医疗、失业保险、工伤、生育保险等都还显得“相对单薄”。在广大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基本上处于“空白地带”。截至2005年9月,社保在农村的普及率只有13%,且多数集中在少数城市和沿海地区。

专家因此指出,今后五年,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要把就业这一民生之本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维护社会公平,协调社会利益。

体育讯“维埃拉和埃莫森是两个伟大的球员,但是我知道如何在他们之间找到自己的空间。”在对尤文图斯比赛前,卡卡这样说道,而他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AC米兰对尤文图斯的比赛中,卡卡是全场的亮点之一,不仅因为那个精彩的凌空抽射,而且因为他几乎重演了上赛季米兰德比战让对方四名球员吃黄牌的一幕,尤文图斯本场三名球员吃到了黄牌,分别是图拉姆、维埃拉、基耶利尼,而三张黄牌均出自卡卡。

安切洛蒂安排卡卡在防守的时候在右路站位,因此在由守转攻时,卡卡更多是从边路带球启动,但巴西人对此并没有任何不适应,相反,正是他在右边路的活动,制造了两个关键的机会。

比赛进行到27分钟,卡卡在右边路拿球,突然一个加速,正面突破了维埃拉,维埃拉不得不以一张黄牌为代价放倒了卡卡,AC米兰在前场靠右的位置获得了任意球的机会,这与当年米兰德比战皮尔洛助攻斯塔姆头球的那个罚球地点如出一辙。

皮球依旧是朝着前点飞去,吉拉迪诺起脚就抽,卡纳瓦罗脚后跟一挡,皮球飞向点球点,马尔蒂尼和特雷泽盖同时上抢,后者抢先一步解围,但没有踢正部位,这时,皮球刚好飞到卡卡面前。

一般的球员这时也许会选择停球、观察,但这不是卡卡的特点,就犹如一年半前对拉科鲁尼亚的比赛拿记干净的凌空抽射一样,卡卡没有停球,直接侧身将身体拉平,起右脚一记大力凌空抽射,皮球直飞球门顶端死角!如果说另外两个丢球是齐门蒂的责任的话,那么卡卡的这个进球确实是没法守。

圣西罗,我们又看到了双手指向天空的那个熟悉的动作,久违了,这是卡卡在本赛季的第5个进球,也是在本赛季联赛中的第三个进球。但卡卡的表演还没有结束。

上半时结束前,卡卡依然是从右路启动,这一次,他切进了中路,但在转向外线时,再次被图拉姆放倒,几乎是与18分钟前的那个球如出一辙,黄牌,任意球,进球,只不过,这一次换成了皮尔洛直接任意球破门。

而在下半时30分钟,卡卡再次在这一区域得球时,基耶利尼甚至还不等他带球就从身后放铲了,结果当然还是一张黄牌,但是基耶利尼认为,让卡卡带起球来才是致命的。

如果说鲁伊-科斯塔是以准确而有创造力的传球成为经典前腰的代表,齐达内是以神乎其神的控球技术成为大师级攻击型中场的代言人,那么卡卡的招牌则是他的快速带球,只要给他一丝空间,让他启动,他的带球往往能够撕乱对方的防线,他不具备鲁伊那样从一条密不透风的防线中找到一丝空间传出直传的视野,但他的带球能够使这条密不透风的防线瞬间漏洞百出,从而传出威胁球,达到相同的目的。卡卡带球也并不花哨,但他趟球的距离感以及带球与对手对抗过程中的力量和平衡掌握得极好,就像对费内巴切的比赛中那次千里单骑,他并没有以假动作晃倒对手,但三名后卫完全跟不上他带球的节奏,天空电视台评论员曾经描述称:“卡卡带球就如同卡通人物。”而巴西前辈巨星卡雷卡则称卡卡是“真正的现代型中场”。

甚至是不给他启动的空间,他也能找到空间,往往简单地一漏,一磕,一抹,盯防他的对手会被瞬间甩在身后,而这时再要追赶他就太难了,也许只能用犯规,这就是为什么坎比亚索、维埃拉、图拉姆频频在他身上吃到黄牌的原因。

新华网北京10月29日电(高改芳)“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的财务重组基本完成,这四家银行的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53%以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透露。

刘明康说,我们使用了引进合格的战略投资人以及适时上市等手段,使得银行改革和财务重组的成果能够建立在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上。与外资银行合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的参股使得年年动用国内资源去帮助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财务重组成了真正“最后的晚餐”。外资参股尤其有助于促进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良好经营能力的建立。目前,工行、中行、建行、交行相继聘请了十多位国际专才,在他们的董事会担任重要的职务,或者在他们下设的专业委员会担任主席等。这些人使得银行管理的理念、成本的核算、内部风险控制理念等正发生积极变化。

10月27日,香港联交所,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建行率先实现海外上市。这是2003年年底启动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重大成果,也是1998年以来中国对国有银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的初步成功。可以说,建行成功上市是过去7年来两届政府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建行海外上市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建行筹集了多少资金,卖到了多高的股价,而在于其对国有银行改革的示范意义:国有银行改革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并取得了初步成功;这一改革已经不能再走回头路。

对于国有银行的改革路径,1998年之后,政府官员、业内人士、专家学者都曾经提出不同的建议——包括对国有银行进行分拆,把最好的分支机构拿出来上市;包括首先在境内上市,然后再考虑境外上市;包括改革主要靠内部力量,反对大规模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等等——现在看来,这些建议的着眼点都是局部改革,暂时性的解决国有银行困难,并且把改革定义为内部的事情,这显然与中国入世之后银行业开放在即的大环境不符。

如果只是把国有银行改革定义为我们内部的事情,那就是预留下了后路——改革不行的话可以再退回去。很多改革的失败正缘于改革的不彻底。而国有银行的改革,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是“背水一战”。正是这种勇气与决心,才使得国家在花巨资为国有银行消化历史包袱之后,改革国有独资银行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制银行,再改革为外资参股的股份制银行,最终成功上市之后成为国际公众银行。上市之后的建行,与两年前的建行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直以来,国内各界对于国有银行改革有很多不解和担心,包括“贱卖”国有资产的担心——国家花了那么多钱解决国有银行的问题,外资出了那么一点钱就占有那么多股份,这是不是在贱卖国有银行?外资持股比例那么高,今后国有银行会不会被外资控制,从而对金融安全产生威胁?如果建行没有到海外上市,一切都还可能会出现后退和反复——国有股可以一直占绝对控股地位,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发言权仅限于董事会会议上的发言,信息可以照样不透明。但是在建行上市之后,已经从一家国有独资银行变为有25%外资股份的国际公众银行,这相当于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了不走回头路的公开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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