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体报道马英九生活趣事:爱吃香蕉牙齿最美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7 07:17:49

据秦刚透露,根据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本轮六方会谈共进行了72场双边会晤,其中中方进行了42场,分别是和美国的14场和朝鲜的11场和日本的7场和俄罗斯的6场,以及和韩国的4场。

秦刚指出,有无共同文件并不是衡量六方会谈成功与否的标准,他认为会谈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各方能够耐心相互听取意见,已经是很大的成功。

昨天下午,日本与美国代表团都在各自的驻中国大使馆与各自的政府进行交流意见。

据悉,到了晚上9点,各方代表团又重返了钓鱼台,连夜召开团长会。会议在10点左右结束,各国车队陆续离开钓鱼台。

希尔回到驻地对记者说,会议将继续进行,但不确定能否达成协议,需要朝鲜明确自己的立场和目标,不发展核武器,不需要朝鲜口头说,要写在纸上,成为大家认可的协议,这对朝鲜很难。全体会议透明度很高,与朝鲜面对面,取得了部分成果。希尔表示自己很累。有记者问朝鲜是否改变了立场,希尔说,现在没法说,因为朝鲜每天都有变化。

参加第四轮六方会谈的韩国代表团副团长赵太庸4日晚在六方团长会议结束后表示,六方在会议中再次表明了达成共同文件的意愿。

核心提示:全民医保该如何构建和运行?在实际运行中又会出现哪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全民医保的可行性又有多大……8月4日,《郑州晚报》独家责任栏目“人大代表建议全国医改实行全民医保”一文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与此同时,河南省人大代表、郑州市三院院长王志余、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万鹏就“全国医改实行全民医保”这一建议,进行了具体的设想与构思。

“构建全民医保,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财政支持!”河南省人大代表、郑州市三院院长王志余认为,社会的各个群体收入不同,经济能力不同,没有财政的支持,覆盖全民的医保就无法实现。郑州的城市化速度很快,城镇职工多,因而参保比例并不算低。今年,郑州市政府为部分困难企业职工解决了医保问题,但这相对于整个经济困难人群来说只是一部分。再者,全国各地区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差异,以上海为例,医保报销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王志余说,他到上海出差时在当地医院了解到,一个420元的血液透析,参保者个人支付的不到3%。所以,构建全民医保不但需要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更需要中央财政的倾斜,“如果没有中央财政支持,以目前中国各地经济财力的巨大差异,全民医保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构建全民医保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应对公立医院重新进行准确定位。王志余代表说,政府应选择部分公立医疗机构设立”平民医院“,承担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由财政全额拨款,使医院“轻装上阵”,不考虑生存发展问题,致力于为群众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我在香港考察时,曾经参观过香港的第三大医院威尔士亲王医院,这所医院承担了香港沙田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居民门诊看病,只需付50港币的挂号费,即包揽了所有的检查和药品费用,而住院所需支付的全部费用是每日100港币。我们了解到,这家医院一年的支出是27亿港币。这些支出,由香港财政全额负担。”王志余说,就大陆而言,同样可以按照区划选择部分财政全额拨付的公立医院,来满足群众基本的医疗需求,而其余医院和民营医院,则走市场化的道路,多渠道办医,提供高层次的医疗服务。

“构建全民医保,设立平民医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医院的网络化管理。应该建设‘社区医院——地段医院——中心医院——大医院’这样一个网络。”仍然以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为例,王志余代表在参观时曾经看到一名就诊病人刷卡后,在社区等基层医疗机构检查治疗的所有资料都可以调出来,“这就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检查,遏制了医疗资源的浪费,也自然消除了大检查的高费用问题”。事实上,目前医院基本上是“各自为战”的局面,到一个医院就诊,即使以前在别的医院检查过,也要重复再做一次,这是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造成了病人的沉重负担。国家在设立平民医院的同时,也要把社区医疗机构包下来,小病、小手术,都在社区医疗机构解决,解决不了的,再逐步到上一级医院。而目前的现实是,病人有了一点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也要跑到市级医院甚至省级医院就诊,这是个人原因导致的医疗高消费。同时,这也造成应该面对疑难杂症的大型综合医院里的专家,经常诊治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这也是医疗资源的极度浪费。”

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万鹏的全民医保设想,与王志余代表又有所不同。“要尽快建立全民医保,就要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王万鹏告诉《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农村与城镇分开的,城镇职工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农村则正在推广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在城乡差距显著的情况下,城市、农村分开运作较为合理。至于建立全民医保急需解决的扩大覆盖面问题,王万鹏建议,国家应像养老保险那样采取强制措施,无论机关事业单位,国有、民营企业,个体经营者,只要有用工,就必须参加医保。儿童则采取国家财政倾斜的方式,再由家庭拿出一部分钱参保。对于低保人群的医疗费用,则由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这样,医保基本上就能覆盖所有人群。

在基本医疗之外的大病问题,王万鹏副局长则建议,对于有能力负担的人群,可在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加入商业医疗保险。两项保险累计,病人每年最多可获10多万元的治疗费用,这就基本可以解决大病治疗问题。对于没有能力的人群,则通过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实行社会救助。“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有限,人口基数庞大,医保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的想法不够现实。”王万鹏认为,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他提出的这种设想可操作性较强。

此外,王万鹏还提出一点想法,计划免疫、传染病防控、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等公共卫生服务,则应由政府买单。“医学界有种说法,最‘高明’的治疗是以预防的手段控制疾病的发生”,虽然政府买单公共卫生服务,表面看似乎投入增多了,但所带来的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是无法估算的。

第一:医保应该取消。因为在民营企业的工作人员,社保基本上是个人全额支付,或变相全额支付(名义上单位承担了绝大部分,但个人工资收入相应减少),因此要么就规定个人缴付,不要设计的过于复杂,要么就以专项税收的方式由企业缴纳;

第二:国家设立健康基金,基层医疗机构和三级以上医院均为公立医院,病人看病取药不收取任何费用(当然,仅限于中国公民),费用由健康基金支付;

第三:其他医疗机构民营化,主要为适应个别阶层的特别医疗消费,费用由患者(消费者)支付。

实行医保,首先在法规制度的订立上就应该采取公平的原则,同是国家公民,不要分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三六九等,只要在同一地区,不管任何人,都应该按当地所定标准缴纳保费,并享有同等的医保待遇。这样,才能体现医保的公平性、公开性、大众性、普及性。

8月4日,《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从国家统计局郑州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获得了一组数据,它反映了郑州城镇居民医疗消费的一个现实。

2004年郑州市按相对收入排列的城镇居民基本生活调查显示:全年人均收入极低的家庭占5%,是2542.90元,医疗保健费用支出166.98元;郑州市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家庭占抽样调查人口的10%,是3070.15元,医疗保健费用支出143元;全年人均收入低的家庭占10%,是医疗保健费用支出493.30元;全年人均收入较低的家庭占20%,医疗保健费用支出440.44元;年人均收入最高的家庭占10%,是21250.61元,医疗保健费用支出1162.32元;年人均收入更高的家庭占5%,是24734.44元,医疗保健费用支出1618.67元。

“无论富裕还是贫困,百姓都在承受高速增长的医疗费用。”国家统计局郑州市城调队科长张海英分析说,年人均收入达到2万4千多元的家庭是收入极低的家庭的近10倍,而这类家庭的医疗保健费用支出是收入更低的家庭的近10倍。另外一方面也表明了,“收入水平差距过大,造成60%的人不能享受到足够的医疗卫生保障”,郑州市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是9000多元,从有关数据分析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能拿9千多元的人只占全部抽调人口的近40%。这说明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平均,或者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近60%的人不能享受到足够的医疗保障,他们的医疗费用只占到全市人平均支付的618元医疗费用中的一小部分。

张海英科长还认为,从数据看“收入极低的家庭因病致困的现象更为严重,有可能被排斥到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之外”。

这些数据中另一个现象是,10%收入最低的家庭的医疗支出费用是143元,5%年人均收入极低的家庭竟然要支出166.98元,这说明收入更低的家庭在负担更重的医疗费用,他们中一部分很可能就是家中常年有病人或者重病人,导致整个家庭或者关联的几个家庭因病返困,因病致困。以现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来说,这部分钱仅仅保证这个家庭吃饭,但是保证不了家庭成员吃药、做手术,也保证不了他们能足额缴纳社会医疗保证基金,而享受医疗基金带来的好处。张海英对医疗基金分析时认为,收入达2万多元的人缴纳108.39元,收入更低的2千多元的人缴纳16.84元。他们收入比较相差近10倍,而缴纳的医疗基金仅仅相差约5倍。这说明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体系中,我国的医疗保险政策不自觉地偏向了收入高的家庭,而收入低的家庭可能享受不到社会医疗基金的保障,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对于全民实现医保的设想,郑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李同山感觉难度还是比较大。李同山副局长介绍说,自2001年起,郑州市的医疗保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初步建立了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效。它保证了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需求,建立了新的投资机制,建立费用分担机制,引入了竞争机制。现在参保人可以在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可以在医院药房取药,也可以到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建立了破产困难企业大病统筹医疗保险制度,解决了这一困难群体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需要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的配套改革,也就是要遵循三改并举的方针,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才能达到预期目的。(郑州晚报记者邢进张志颖/文王梓/图)

中新社北京八月五日电(记者李静)第四轮北京六方会谈五日进入第十一天。到目前为止,本轮会谈的会期已超过前三轮的总和。但各方均表示将继续“攻坚”,力争取得实质性成果。

朝鲜代表团团长、外务省副相金桂冠昨晚对记者表示,朝鲜并非战败国,应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美方应对朝鲜消除核威胁,以实际行动增进两国互信。

美国代表团团长、助理国务卿希尔当天强调,第四轮会谈已“接近目标”,美方会继续同其他方面保持接触,努力缩小分歧。

据悉,与会六方今天将进行多回合的双边磋商,并可能于必要时举行团长会。中方新闻中心表示尚无法核实当天会谈的具体内容,其工作人员只在公告栏上列出了“各方继续工作”的字样。

六方昨晚进行了约三十分钟的团长会议。韩国代表团副团长赵太庸透露,各方同意继续就共同文件问题进一步协调立场。

韩国媒体援引一位韩国政府官员话说,美、朝双方都还有可协商的余地。为达成协议,双方不惜延长会期。预计美朝将于五日再次集中协商焦点分歧。

中新网8月5日电据台湾媒体报道,陈水扁昨天表示,为了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台湾“国防”预算应逐年增加,尽可能在三年内达到GDP(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他要求“行政院”在2006年度总预算就要适当反应“国防预算”的调整。

有媒体就指出,台湾“总统府”特别公布陈水扁对“政院”编列的总预算案裁示的录影带,这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动作。

中新网8月5日电据香港媒体报道,台湾头号重犯张锡铭虽已落网,但警方未放弃追捕其他同伙,昨日成功逮捕疑为幕后首脑、曾被列为台湾“十大枪击要犯”的段树文;并拘捕涉嫌为张锡铭提供避弹衣、盾牌及藏匿处的党羽李国忠。此外,上月与张锡铭同时被捕、中枪重伤的“阿呆”,其二十六岁的陈姓未婚妻涉嫌出面租屋供各人匿藏,昨日亦遭传讯。

宗杰、黄三和、叶俊良等六人,因协助张锡铭逃亡或提供藏匿地点,上月已被台南地检署予以羁押。

昨天傍晚,台湾警方在桃园市逮捕现年四十二岁、绰号“小鲫仔”,并有掳人勒赎、杀人、伪造文书等前科的段树文。警方表示,段树文涉嫌在去年六月间,协助张锡铭集团逃亡藏匿,并提供桃园某沙石业者的资料,唆使张锡铭绑架对方,计划勒赎两亿元新台币。

中新网8月5日电据美联社报道,警方称,两架小飞机4日在西雅图郊区上空相撞,一架飞机坠入一所没有人的学校,机上两人丧生。第二架飞机则在附近机场安全降落。

联邦航空署西雅图值班官员巴尔德称,一架单发赛斯纳152型飞机于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四十五分撞上了一架水上飞机。

赛斯纳型飞机坠入肯尼达勒小学的两层教学楼,教学楼在六月份结束教学活动后开始进行装修。当飞机坠落时,建筑工人并不在现场。

水上飞机的一名乘客告诉电视台,水上飞机降落在里顿机场的跑道上,机上五人都没有受伤。(春风)

核心提示:8月4日,卫生部官方网站刊发了卫生部党组书记、部长高强针对医疗改革所作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专题报告,引起全国公众的高度关注。报告涉及的问题与中国最基层的医疗卫生发展密切相关,凸显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历程。4日下午,在基层医疗机构从医38年的郑州市金水区人民医院院长周国平接受了《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专访,结合亲身经历,他从一个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角度对医改报告进行了解读。

在报告中,高强从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基本建立起遍及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重大传染病防治取得了明显进展,妇女儿童卫生保健水平进一步提高5个方面阐述了医改后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高部长的这个总结客观。”周国平认为,高强部长的提法很符合事实。他从1968年开始走上医疗卫生岗位,在郑州市管城区蒲田乡一个村医务所当“赤脚医生”,几十年来一直工作在最基层,对近些年来农村医疗改革的变化感受深刻。

“虽然我没有具体的数字来证明这些变化,但是确实不一样了。”周国平说,一个明显的改变来自传染病的防治。在我国的医疗卫生史上,传染病曾经是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疾病。他在农村当医生的时,主要的任务就是医治各种传染病,比如脑膜炎、肠炎、痢疾、麻疹、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等,虽然现在还有新的传染病出现,例如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乙型肝炎等,但是相对于以前大规模的传染范围来说,这些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已经得到控制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妇女儿童医疗现状的改变。”周国平认为,郑州专门的妇女儿童医疗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完善的科室设立与研究大大降低了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而郑州的发展也代表着全国的状况。

高强在医改报告中认为,当前卫生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在于,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重大疾病预防控制任务艰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不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不适应群众的健康需求。

上述问题在周国平看来更为严重,他对于基层“看病难、看病贵”非常痛恨。“今年春节前,我被抽调去验收乡镇医院的急诊科建设,现在又在验收妇产科建设,对基层医院的现状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在郑州辖区的中牟县、荥阳市等一些乡镇医院检查时,周国平发现了一些令他震惊的情况。“不少医院连一个助理医师都没有,怎么可能拿到资格证?”周国平说,按照规定很多乡镇卫生院都没有接生资格,但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显然不现实,所以目前的状况是,明知道医院没有接生资格,监管机构却又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更多的问题在于,很多公立的乡镇医院如果执行国家的标准收费,难以维持运转,于是不得不把医院转让给私人,这样一来又造成看病成本增加,老百姓看不起病,形成恶性循环。

“要说问题,也不是一点两点,但按照目前情况下去,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周国平说,一方面是乡镇医疗机构艰难维生,一方面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很多医疗机构都在这个两难的选择中举步维艰。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这个备受争议的事实显然是目前医疗卫生工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高强在报告中指出,目前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形成了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的状况,造成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

“我最反对的就是公立医疗机构私营化,这对老百姓来说是弊大于利。”周国平说,自1987年提出给医疗机构“断奶”后,以前都是政府财政支持的医疗机构全部被推上市场,自谋出路,这样把医院推上了尴尬的位置。

“政府不再投钱,医院还要吃饭,要买机器,钱从哪里来?”周国平说,现在医院的运行主要靠向患者收费,从机制上出现了市场化的导向,群众医疗交费,不仅要负担医药成本,还要负担医务人员的工资、补贴,一些医院靠贷款、融资购买高级医疗设备、修建病房大楼,相当一部分要靠患者负担的医疗费用来偿还。因此,改革后给老百姓的一个最直接的感受是,看病贵了。

周国平说,2004年以来,卫生部多次组织论证深化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的方案,开展医疗机构经济政策研究,会同有关部门制订降低药品价格、改革药品收入加成机制、降低大型设备诊疗项目价格,降低医用高质耗材价格,提高医疗技术劳务价格的措施,努力降低医疗总体费用。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的束缚,本应属于公益型的行业采用了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肯定会带来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周国平认为,由于物价和卫生管理部门对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的监管不力,造成一些不法药商通过给医生回扣、提成,扩大虚高价格的药品、器材销售,而部分医院为了更多利润,也不惜采用非正规渠道的药品,很多原因造成药价高,最终反映到老百姓身上,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

对于社会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周国平表示一些民营医疗机构因为恶性竞争,以致影响了公立医疗机构的秩序,因此他并不看好民营医疗机构的崛起。

高强在报告中提出的基层卫生人才培养政策也备受关注。报告称,当前急需的是要组织城市医生对口支援农村。卫生部、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实施的“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已经启动,卫生部与各省级政府签定了责任书,支援农村的城市医生也已奔赴受援医院,工作一年,到期轮换,形成制度。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农村提供较好的医疗服务,同时培养农村医务人员,提高医疗水平。

“这一点是最务实的一部分,如果不到农村去看看,就不知道现在农村卫生人才的缺乏程度。”周国平对农村卫生人才的缺乏深有感触,他用这样的一句话进行总结:“可以说,现在农村医疗人才的缺乏比‘文化大革命’时期还严重。”

“以前按照国家的规定,医学院学生毕业后都要先到乡下工作几年,然后再一步一步调回城里。”周国平说,但是现在,大学生毕业后,宁肯待在城市推销药品也不愿到农村工作,导致了农村医疗机构人才奇缺。

“国家应该制定相关的倾斜政策,引导医务工作者到农村去。”周国平说,就像国家引导大学生支援西部大开发一样,给农村医疗机构一些政策支持,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缺医药、看病难的问题。

高强部长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指出,发展卫生事业应该坚持以农村为重点,并提出了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总体目标: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适应人民健康需求和承受能力的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高部长的提法得到了周国平的认同,“我们的改革就是要老百姓能看得起病,满足大家的基本需求。”他认为,高强部长对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总体目标定的很准,和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的期望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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