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小伙半天狂吃10公斤黄瓜吃鱼不吐刺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8 18:20:45

去年2月,徐光春在网上看到温州的河南籍打工者李学生为救两个孩子而命丧车轮的消息,立即批示河南媒体进行报道。他也亲自到李学生家里探望。随即,河南省有关部门发掘出了张尚昀、靳伟杰、高增玉等一大批感人的高尚事迹,河南电视台、《河南日报》、《大河报》、《郑州晚报》等几十家媒体连连出击,掀起了一次次为河南人正名的浪潮。

热潮蔓延至省外和中央媒体,至今不衰。在新一届央视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中,河南一省就占据了两席。三次跳进大浪中救人的魏青刚,艰辛扶持、关爱捡来的妹妹、乐观向上的洪战辉,这些普普通通的河南人再一次以河南人的新形象感动全中国。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新斌正在参与“中原文化”的专题研究,在他看来,河南人的集体性格由历史和现状两方面共同作用而形成。“河南人勤劳朴实,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他说,“不过由于长期浸淫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氛围中,河南人的官本位思想会相对浓重一些。其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性弱点,不能只算到河南人的头上。”

同样就职于河南省社科院的学者袁凯声,则把河南人的集体性格描述为“斑驳陆离,包罗万象”。他曾向河南省社科院提议拍摄一部展示河南人文化品格的专题电视片。

与这些温和理性的探讨相比,外界的争论就显得激烈而无序得多。在网上言论中,很多评说河南人的用语简单、随意而残酷。作为“自卫反击”的一方,河南网友除了以“忠厚勤劳”自辩之外,大多只能反过去痛斥外省人的种种劣行。

在河南作家二月河看来,总有一些“无聊”的人试图钉牢河南人的负面集体性格。这让他很生气,“只有畸形心态的人才这么做!”

徐光春对河南人的集体性格持肯定态度:“河南人勤劳、勇敢、能吃苦、包容性很大、不排外,几乎所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河南人当中都有深刻而具体的体现。”

河南省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对于河南人“信誉差、自私自利”等等批评,虽不无某种事实基础,但是过分夸张,实际上是以偏概全,并不客观。

诋毁河南人的最早年代则无从考证。一个不无恶意的传说是,当年每当陇海线的火车进入河南,列车员就会提醒乘客“列车已驶入河南境内,请广大旅客提高警惕”。而嘲弄河南人的“段子”大规模流行,则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针对河南的地域歧视由此开始明确化。

现在在北京惠新市场卖菜的吴敬芹对歧视深有体会。由于讲一口浓重的河南话,她和家人有时会遇到麻烦。“人家要是有点儿不乐意,也不骂你,就说一句‘你是河南人’,这就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我们算是最辛苦的人了,别人来买菜,我又不夹烂的,为啥一开口说话就要受人歧视?”她说。

“在全世界各地,地域歧视都存在,而且都是一种极其不公平的东西,既然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那么河南人还有什么必要抬不起头来?”河南大学人文地理学教授苗长虹说。

凭借小说《21大厦》,河南籍作家周大新完成了一次对新富地域的批评。对歧视河南人的现象,周大新充满了草根式的激愤之情。他承认,自己在写其中一个段落时哭了。

嘲弄河南人在过去10年中演变成了一种集体狂欢,人们进入佯醉状态而避免了道德责任。对于河南人来说,这种伤害是不可原谅的,尽管相当多的人一旦走出嘲弄的声场又会重拾彼此尊重之道。

在北京的一些办公室里,河南籍的员工也会遇到批评。北京一家报社的河南籍记者林丽(化名)说,这些批评包括喜欢利用潜规则、说话不够坦率等等,“对于一些河南人,我的感觉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直到现在,从事中原文化研究的张新斌仍能在一些河南省内的会议上听到“改善河南人形象”的论题。他往往会提出一条比较温和的意见:随着河南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这一情况会自然改善,一切都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插曲而已。

去年3月,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河南省省长李成玉说:“怎么样改善河南的形象?我现在就是认准了,就是实干。外面说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据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河南人的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良好时期。张新斌则表示,河南省的文化建设也在比较坚实地进行着。人们注意到,随着河南新形象的重塑,河南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迅速。去年河南GDP增速创近10年来新高,并成为全国第5个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省份。

这位学者与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河南籍学生张海强的看法不谋而合,都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是一个客观规律,是河南形象改善的希望所在。不过他们也注意到,经济发展要与医疗、教育、治安、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同步。“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是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地方应该综合发展。”张海强说。

有时候,他深感“国民性”的重要性。在他的河南籍同学中,有一些人感觉到外界的压力而回避自己的身份,对此他表示理解但是不能接受,甚至于这衍生了一种属于他个人的新的“歧视”:“我不讨厌歧视河南人的人,他们只是狭隘,”张海强说,“我最讨厌的是不敢承认自己是河南人的河南人。”

河南人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特别穷,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河南在31个省份中排名第18位。不过在一些学者看来,即便不是“最穷”,穷也仍旧是个问题。学者朱学勤认为,只要有地区发展不平衡,就难以最终杜绝地区歧视。

他的意见是:“发展不能仅限于经济,应该包括文化。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不是改造‘国民性’,而是实施实实在在的教育机会平等;还应该包括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中最重要一环是司法公正,在最终克服地区发展不平衡之前,首先要做到也可以做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民间改变河南人形象的众多谋划中,最具想象力的是“河南特区”的构想。这份构想中的一句话颇为动人:如果最受妖魔化的河南省和河南人的问题能够解决,整个中国的问题也将会迎刃而解。

对于这句话本身,张新斌颇有共鸣,“河南人就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如果国家的‘中部崛起’政策见效,解决了传统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河南的问题,那么整个中国也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河南人就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的意思是,河南人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中国国民性的浓缩版。二月河对这种说法表示同意,在中国,大家应该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诋毁。他说,“对我们来说,各种进步都需要,尤其需要好的教育。”

去年4月,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来河南工作首先关注的还是经济问题。首先把河南经济发展起来,腰杆子硬起来,这是第一任务。同时也要注意,加强河南的人文建设,加强河南社会发展,通过我们河南自身和谐社会的建设,来逐步改变外部一些人对河南的误解。

在旅美作家林达看来,河南省外的人们也需要自我教育——在反歧视方面,中国国民还有长路要走。“人们的歧视观念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林达说,“而反歧视却是达到一定文明水平之后的理智反省。”

在张新斌看来,关于河南人被妖魔化的诸多说法中,无论是“流民心态论”、“儒家文化积淀论”,还是“贫穷论”,最终都会落实到河南人是否遵守游戏规则的层面上来。另一个问题是,何种反歧视的方法更适应于当代生活?任诚宇相信,用法律和司法系统维护社会秩序会非常有效。张新斌则认为,建立一个良好的信用体制才会形成诚信社会,因为它的本质是监督,而非空洞的“教化”。

在任诚宇看来,他与同伴之所以决心打地域歧视官司,就是因为诉讼也是反妖魔化的方法之一,只不过与政府、媒体的两种反妖魔化有着路径上的不同。“法律有警戒意义,也有教化功能。”他说,“我们至少可以通过这个官司明确地告诉公众,地域歧视就是违法。”

这“第三条道路”被民间舆论认为是“先进的法律手段”,更具有“政治文明”的色彩。任诚宇和李东照本来希望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比如通过案例,催生一部“和解与反歧视法”。任诚宇解释,“一部好的法律可以解决任何其他途径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个目标还有些遥远,不过任诚宇很有信心。“我们必须现实一些,”他说,“在政治文明的道路上,我们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来源:南方周末

在101国道沈阳道义开发区路段,名为“星星旅店”的小旅馆正门上,贴有一张告示:“正规旅店,守法经营,没小姐,请勿打扰休息。”

“正是这两个规定,使我们流失了很多客人,”旅店一名女负责人说,“但我们确实不愿像其他旅店、饭馆那样毒害大学生!”

“星星旅店”距离沈北大学城仅仅百余米,按照该负责人的说法,近两年,经常有陌生男女来旅店询问是否提供“小姐”,是否可以联系嫖客,甚至偶尔会有大学生模样的人。

据了解,在大学城周边,有百余家小旅店、小酒店将其包围,其中有多数旅店、饭馆都藏有暗娼,这些暗娼对大学城里的学生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

“这些白天不营业的酒店里,都有‘小姐’,她们晚上卖淫白天休息……”

由于时值假期,校园内基本见不到学生的身影,但在这些学校附近,却可以发现有多家酒店、旅馆、小吃部正在营业。

这些酒店有的挂有牌匾,有的干脆没牌匾,只在窗户上贴着“炒菜”的字样。

记者粗略统计,这些酒店、旅馆的数量达到百余家,分别坐落在文大路、沙平路和101国道上面,而沈北大学城刚好被这3条公路团团围住。

记者试图进入文大路上一家名为“××缘”的小吃部,但在多次敲门后,却发现房门已经从里面反锁住,无人应答。

记者来到附近20米处的“夜××”酒店,在多次敲门后,屋子里传出一个懒洋洋的女声,“白天不卖,不知道啊?”

一家便利店的女老板听到此问题时却反问记者,“你没来过这里吧?”她让记者随便叫辆出租车,“问问司机就知道了……”

2月8日上午,记者在铁西新区一名出租车司机那里得到答案:“这些白天不营业的酒店里,都有‘小姐’,她们晚上卖淫白天休息……”

按照该司机的说法,这里的暗娼现象早已不是秘密,一个“找靓妹子,去大学城”的顺口溜在沈阳的司机们之间口耳相传。

另一名出租车司机刘某,对这里的暗娼活动更为熟悉,“101国道上的‘××酒店’有5个‘小姐’……”他甚至能准确说出大学城周边部分暗娼的分布。

半天之内,记者在多名出租车司机那里都得到证实,这里的小酒店里多数都藏有暗娼,这些酒店都是白天闭店,晚上生意兴隆。

饭馆都挂上了粉色的霓虹灯,大一些的酒店门口,停着多辆出租车、面包车。

2月8日20时,记者再次来到文大路,此时很多酒店、饭馆都挂上了粉色的霓虹灯,敞着门营业了。

几家大一些的酒店门口,还停着多辆出租车、面包车,其情景与白天时的门窗紧闭大相径庭。

记者随后进入了一家没有牌匾的饭馆,一铺大炕上,三女一男正在搓麻将,地中央还站着一男子在抽烟。

男子说完让炕上的女人全都站到记者面前,然后让记者随意挑选。“中意的你就领到后边的小屋里去,小屋很僻静,保你没事儿,”男子说:“再说了,就算被人发现又能咋的?我没点能耐能干这个吗?”

西走10米,记者进入另一家名为“××香”的酒店,老板娘发现记者一行多人后赶紧表示,“妹妹们回家过年去了,我给你们借几个去!”

趁着老板娘出去的当口,记者在酒店里发现,有多处暗房藏于酒店中,如果不是内部人,应该很难找到……

在沙平路和101国道,记者又相继进入了10余家酒店,发现里面无一例外全部藏有暗娼,平均每家都有3~5名。

零时以前不会出台,不是熟人不会出台;“有人自称是学生,在这里谁也不会说真话!”

为了调查这些暗娼是否对大学生的生活产生了影响,记者决定约出一名“小姐”了解详情,但5家酒店给出的回答都是“我们的‘小姐’不出台”。

在一名出租车司机那里,记者了解到,并不是这里的“小姐”不出台,而是“小姐”出台有两个规矩:零时以前不会出台;不是熟人不会出台。

零时30分,在101国道上的“××缘”酒店,在这名出租司机的帮助下,本报两名记者以300元的价格约出了两名“小姐”。

根据她们的说法,在这里卖淫,1小时的价格是70元/人,老板从中提成20元,如果吃饭,一顿饭的价格是100元(仅包括4个简单的菜,如花生米、拍黄瓜、豆芽菜等),如果领“小姐”出来包宿,一宿(时间是零时~3时)的价钱是150元/人,老板从中提成50元。

一名“小姐”表示,这里的暗娼现象至少5年,其中的卖淫女多数是偏远地区的农村女子,嫖客可就来自四面八方了,外地慕名而来的也有不少。

至于卖淫女中是否有大学生,该“小姐”表示,“这我也说不清楚,有的人为了吸引嫖客,于是就自称是大学生,有的看上去也挺像大学生,反正在这里谁也不会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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