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90亿美元银弹未奏效 俄罗斯优先供油中国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11:02:28

元月21日,县人民会场。2005年党代会年会最后一天,200余名经过激烈角逐产生的党代表都有些兴奋莫名。

评议票和签字笔发下来,党代表徐慧芹一看,上面横着列了每个委员的名字,纵向的则是“履行岗位职责及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落实县委交办工作”、“应对灾情和突发事件”、“廉洁自律”等10个方面的情况。此前一周,每个委员自己写的述职报告就已经发到党代表手中。“就像我们在意学生对我们老师的评价一样,他们彼此之间肯定还是有个比较的。”徐慧芹是中学英语老师,她的判断是:“材料写的80%都是真实的,县城就这么个圈子,他一个大活人,怎么敢瞎说?要是编些成绩上去,也蒙不过去啊!”

“优秀”、“称职”、“基本称职”抑或“不称职”?徐慧芹埋头填写,只听见周围都是翻动纸张刷刷的声音。“我想,台上的领导肯定更紧张吧。”

会后几天,徐慧芹就收到了常任制办公室反馈回来的统计票数,薄薄的一张纸,上面,各个委员所得的各种票数赫然在目:书记优秀票189票,满意票8票,名列第一,而最后一名干部的优秀票只有160多票,另有不称职票4票。

“过去谁能管得了干部?上级领导隔那么远,代表又不管你,所以民间开玩笑爱说,‘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现任常任制办公室主任叶汉朝是个阅历丰富的人,年轻时在外经商,回到党校教书后还出书研究古代的官吏制度。“要从制度上解决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问题,肯定要有评议制。”

“一开始争议最大的也是这个,领导们一是担心这个评议能不能取得实效,二是担心能否公正客观,怕平时工作得罪人怎么办,被捆住手脚。等意识到这个评价跟政治前途挂钩,权威实在了,又难免担心动起真格来,把自己的官评掉了咋整?”

《关于对县委委员实行评议制的规定》是这样设计的:代表在大会期间可以向“两委”和“三个党组”及其成员提出询问、质询或罢免、撤换要求。对“因重大决策失职、工作严重失误、廉洁问题、道德败坏等原因,在党员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领导干部”,党代表可以联名或由代表团提出罢免撤换的要求。要求一旦提出,全委会必须决定是否提交大会进行表决,大会未予表决的要在会后按干部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

评议结果要作为考核委员政绩的重要依据,文件明文规定,不称职票达到30%的要引咎辞职,不称职票达到50%的,立即提交党代会进行罢免表决。

等到届中的信任投票,如果不满意票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对个人而言,不信任票达到1/3的,必须责令辞职。

“这里面很微妙,这个新鞋子肯定不如原来的鞋子宽松,内心谁愿意呀。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多次才确定下来。但既然制定了规则,就要按规则办事。”

但是,评议结果出来却“非常客观公正”,叶汉朝说,“你想啊,代表来自方方面面,工、农、企业、知识分子、干部。他说了真话还是假话,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工作有没有实绩,大家是有杆秤的。”

而后几天,记者采访的几个委员也都承认说,“最多和最少都在大家的预料中。”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平时干事得罪人多的票数在中上,当“老好人”不干事的票数反倒最低

下面的党代表的说法更具体:“那几天,票数低的,人一下子就变谦虚了,跑基层也跑多了。”

还有人给记者分析说,别看前后相差也就一二十票,但很说明问题。普通的群众党代表大多不了解上面的内幕情况,一般都会老老实实地投票,而掉票往往都掉在科局级的干部代表这一层,“当官当的是面子,票数高,腰杆都直;要是票数太低了,就算不罢免,当得也没味道啊。”

还有一个党代表压低了声音给记者说,“最明显的变化是,今年过年,红包都没人敢收了。”

县纪委的信息更为准确地反映了这个“紧箍咒”的厉害。“这年把来申报重大事宜的起码翻了一番,”纪委委员汪福平说,某个局长的女儿要结婚,他来提前申报说有几辆车接送,办几桌,结果纪委派人核查,确实没有动用一辆公车。

“干部没有‘保险箱’了。”纪检干部胡立春的看法是,“原来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够不上纪检处分标准,没政绩也混得下去,但是,现在如果党代表意见大了,投你不信任票,或者联名要求撤换,南郭先生就混不下去了。”

就在半年前,中央党校第九期县委书记进修班和黄冈市委组织部来罗田调研,都发现罗田目前的改革事实上接近于“党政合一”。

市委组织部对此提出的建议是“县级改革走党政合一之路更为合理……减少行政摩擦,从机制上保障县委统领发展的能力”。

一个相关的背景是,就在今年初,整个湖北省推开了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其中一个大动作,就是乡镇党委书记和村支书都是“党政一肩挑”。

目前,全委会样样工作一把抓,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现状,使得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分离问题也迫在眉睫。市委组织部调研组的一个思路是将全委会改组为党代会常设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前者成为党代会闭会期间的最高决策和监督机构,后者专管执行。但另一种不同意见认为,这种决策和监督合一的模式又容易陷入过去党委管人、政府管事的老框架,还是应当分开。

另一个问题是,党际监督是否继续存在?县委副书记兼任政协主席,在理论上就丧失了党际监督的可能性。现实的情况是,罗田少有民主党派人士,县政协7个副主席中只有一个是无党派人士。因此,县委组织部在考察雅安回来以后,就试图将党代会和政协会“套着开”,“这样,政治协商提的提案和建议就可以直接吸收反馈到党代会上。”借鉴取消乡镇政协的思路,市委组织部调研组留给罗田的建议甚至是“政协在县级完全可以取消,其相关职能可以由县委统战部承担”。

“委员制试点的实质是县级领导体制的一次再造,尽管罗田的改革还有着诸多理论问题尚待争论。”县委组织部长黄智敏此前在黄冈市委组织部工作,他的体会是,“关键是常委变成委员以后,权力来源有了变化,‘代议’的意味浓了,连带着决策思维也变了,成了一次‘还权’的试验。”

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振的说法更清晰,他是组织部聘请的信息监督员,“党代表选出来还要评议打分,跟任命的肯定不一样,以前两眼向上,现在至少是一只眼睛看下面了。”

“过去是每年十件大事,现在是群众十难。”他的体会是,“过去重形象工程、路边工程,现在弄的都是水泥公路进村、人畜饮水这些群众家门口的事。”

“每年开年会都要评议,委员就会被逼得要不停地做事情。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东西,跟交通规则一样,开始是强迫,慢慢就习惯成自然了。”张振的看法是,“政治改革有多种形式,关键还要看选出来管理地方事务的人有没有为民办事,办了,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新华网深圳6月2日电(记者李南玲)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2日选举李鸿忠为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鸿忠,男,1956年8月生,汉族,山东昌乐人,197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8月参加工作,学历大学,学士,经济师。李鸿忠曾任电子工业部党组办公室副主任、秘书;中共广东省惠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党组书记,惠州市委书记。2001年2月-2002年5月,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2002年5月-2003年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2003年1月-2003年6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党组副书记;2003年6月-2004年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党组书记;2004年2月-2005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党组书记;现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近日,从美国到世界各国主流媒体、从杂志到电视再一次掀起了中国报道热。而且,这一轮的报道比以往镜头拉得更近、“火力”更为集中。

5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版出现了漂亮的中文隶书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这篇由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撰写的文章,梳理了一千年前全球最繁华的城市——开封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试图告诫美国人切不可骄傲自大。

从5月14日开始,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将镜头对准中国,对中国进行了题为“聚焦中国”的报道,历时一个星期。

同样是在5月,美国《新闻周刊》推出封面文章——《中国的世纪》。封面上,中国影星章子怡笑靥如花,身后的背景是中国的标志性建筑万里长城和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用21个版面从商业、教育、电影、汽车文化、奥运等多个角度解读某个国家,这在该刊的国际报道中,十分罕见。

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曹景行也注意到了近来国外媒体铺天盖地的“中国热”。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轮媒体中国热应该是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当时,美国《财富》杂志、加拿大《环球邮报》、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等世界各大媒体,都派出了精兵强将到中国各地采访,并推出了以中国为主题的系列报道。

“这样的报道密度,尤其是《财富》杂志专门制作的中国特辑,在以前很少见。即便在日本高速发展的时候,也没有像这样被高度关注。”曹景行有些感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孟建教授跟踪世界媒体的中国报道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他告诉记者,这轮外国媒体的“中国报道热”有新的特点,比如说,报道频率上,有关中国的新闻几乎每天都有。

《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潘公凯印证了孟建的观察。他对记者说,仅他一个人每周就要写两三篇有关中国的报道,其他在中国的同事差不多也是同样的工作量。

“从报道方式来看,西方主流媒体正在从零星报道向主动策划的全方位深度报道转变,有的媒体甚至派出较为庞大的队伍进入中国进行采访报道。”孟建说。

曹景行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和以前的零散报道不一样,如今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幅度大,基本上都是系列报道或者专题策划,而且还派出优秀的记者和摄影师来中国采访。

孟建教授还指出,除了数量空前之外,一些西方媒体正在从丑化中国走向相对客观公正的报道中国。

比如,加拿大《环球邮报》去年10月23日的文章称,“尽管有人对中国的外包和来自该国的竞争忧心忡忡,但中国的经济繁荣早已帮助日本走出了其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低迷时期,并使美国从其近期的经济衰退中复苏。”

曹景行进一步分析说,西方主流媒体基本上已经把中国的崛起当作事实和现状、而非未来的趋势进行报道。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专家和业内人士比较一致地认为,国外媒体报道中国的热潮不会散,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在他看来,外国媒体集中报道中国是大势所趋,因为“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在经济以及各方面逐年提高”。

他说,对日本来讲,中国已经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在日本关注的朝核问题上中国作为六方会谈的主办国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不能和从前同日而语。”

潘公凯介绍说,在《华盛顿邮报》的国际新闻报道中,中国新闻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读者的反馈看,他们对中国问题也越来越感兴趣。“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比如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中国20多年的经济成就使它已经成为国外投资者、公司,甚至是普通工人感兴趣的国家。”潘公凯说。

曹景行用了一句“一些主流媒体的国际版,如今似乎离开了中国问题就无话可谈”来解读目前的趋势。这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当下有关中国的议题已经与各国利益息息相关。

“这不仅是中国的政治影响,主要是很多议题和所有人的切身利益有关。比如中国某官员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某个意见,可能都变得非常重要。”

去年10月28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加息的消息正赶上欧美市场开盘。尽管此次中国加息幅度不大,但当日交易的国际原油、铜、铝、黄金及其他原材料价格均告下跌。当天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立刻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9年来首次加息震动全球市场》的文章。报道称,“中国中央银行决定9年来首次升息,令全球金融市场一阵狂乱。”

这些因素被孟建概括为“中国硬实力的吸引力”。“这说明了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已经达到了足以引起世界媒体重视和积极反应的程度。”孟建说。

除此之外,他认为,中国开始注重“软实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具体来讲,中国发展战略和中国的外交战略开始提出扩大软实力的影响,并在同时走向透明化,为国外媒体报道中国提供了便利。

据5月新出版的《外交部发言人揭秘》一书介绍,为了方便记者提问,外交部新闻司5年前就设立了发言人移动值班电话,每天24小时受理记者提问。

以发言人名义设立的移动值班电话,实际上是由新闻司的几位处长轮流值班。他们下班后或者休息日都要携带移动电话,随时准备接受记者提问。有一次,一位处长和妻子正在公园散步,因为突然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一下子来了100多个电话。接完电话后,这位处长连手都抬不起来了。

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6月号)有两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一篇是《如何同中国作战》,另一篇是《怎样应对中国的崛起》。《如何同中国作战》的作者是美国著名作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D.Kaplan),曾经在上个世纪70年代广泛报道第三世界。

“像卡普兰这样比较客观的记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如此悲观,说明了美国人对中国关切的背后,隐含着深深的担忧。”曹景行说。

潘公凯在解释美国公众对中国关注上升的原因时,同样特别提到,“美国人想知道中国到底会如何发展,是否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

加拿大《环球邮报》文章也指出,“这也许是悬在21世纪上半叶最大的、也是最受争议的一个问号……该国的繁荣不是世界所目睹的最大机遇就是最大威胁;不是令人生畏的奇迹就是正在降临的灾难;不是多年来最好的消息就是最坏的消息。”

如此看来,外国媒体对中国关注增大可能会带来负面效应。“某些时候,媒体所作的一些评论会扩大中国的影响,从而带来的结果之一可能是,中国威胁论的再度响起。”曹景行说。

孟建也认为,虽然西方媒体客观反映中国报道增多,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议程设置方法和意识形态框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比如说纺织品,事实上,意大利的纺织品在法国市场上的销售额比中国纺织品多,但法国媒体却只是对中国“喋喋不休”。曹景行说,“原因很简单,中国不是欧盟国家。”-《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北京、上海报道

责编:

未经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 Copyright © 1997-2017 by http://www.wtianx.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