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华为巨资印度设厂 中国制造遭遇分流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8 10:40:40

许爱娥:截至目前,药价已经17次降价,但老百姓并未感到实惠。为什么?因为一旦限定价格,厂家就对该药停产,然后老药翻新,做成新药。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产品鉴定体系,制止老药翻新行为;同时严禁行政干预和审批过程中的腐败行为。

许爱娥:我觉得政府可以建立药品集中配送中心,药品从工厂出来后,直接进入配送中心,然后再进入医院,这样不但更透明,也减少了很多环节。

许爱娥:能解决。因为药品一旦挤掉水分,合理定价,就没有多少送回扣的空间了,因为没人愿意亏本。本报记者蒋彦鑫

肖红:社区医院资源有限,受医生数量和素质局限,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品牌效应。

新京报:您曾做过武汉市第三医院原副院长,您觉得对医生的监督力度够吗?

肖红:关于医疗费用问题,医院作为医疗的终端环节,成了矛盾的最后集中点。

对医生的监管肯定是要加强的,包括医德、素质等,患者也是医生的监督力量。

肖红:现在从主管部门到医院领导再到普通医生,层层监管已经很严了。现在有一套厚厚的“医院管理评价体制”,可查病历,查诊断是否准确,用药是否合理等。

肖红:医院给科室分经济指标是绝对不允许的,尤其是公立医院,毕竟不是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一些医院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保证自己不做,对其他医院就不好多说了。本报记者张剑锋

栾文民:关键是社区医院不能再用目前的大医院这样的运行体制,不能政府只是投钱建,实际运行中却让社区医院自负盈亏。这样社区医疗无法发展,更难履行政府要做的公共卫生职能。

新京报:这可能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如果政府投入短期内无法到位怎么办?

栾文民:也有节约投入的办法。我想,能不能把二、三级医院使用过,但因为技术更新而淘汰的医疗设备,配置到社区医院去。当然,这些设备必须能保证正常的检查、治疗。本报记者魏铭言

陈仲强:我希望尽量执行卫生部的要求。但目前贫困患者太多,如果医院设立助困病房,怎样收费?因此付出的诊疗成本,谁来补偿支付?

陈仲强:在国外,医生的信誉是上网的。我想,中国也应该建立一个覆盖全国执业医师的信息网。这个网应该由医疗保险部门主导建立,卫生监督等部门配合。医生的处方是否规范,做手术是否出现过医疗事故,这些有关医生信誉的信息,都可以在网上公开。本报记者魏铭言

新京报:卫生部提出要限制大医院扩张,作为江苏最大的医院院长,您如何看待?

黄峻:我不认同。如果大医院不发展,群众看病会更难。很多疑难病症患者需要在大医院,找名医治疗。

新京报:近日,南京百余家医院医药分家。您认为医药分家是否降低了虚高药价?

黄峻:这个工作才刚刚启动,还面临很多问题。而且,呼吁医药分开的医院都是南京市的中小医院。大医院都持观望态度。首先,我反对“一刀切”把医药完全分家的做法。在目前的运行机制下,医药分家并不能限制医生开“大处方”拿药品回扣,相反,药房为了自己多卖药,可能也会暗中与医生有利益联系。第二,药房的管理水平也不一样,很难完全保证药品质量。第三,医院药房药师除了拿药,更重要的职责是为患者咨询怎样用药,如果完全医药分家,医院的执业药师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到社会药房去工作。

黄峻:15%的加价的确占到大医院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但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太少。比如我所在的医院,每年政府投入1800万,只够全院850位退休人员收入的1/3,加上医院2000多位在职医务人员,这些人员的工资、奖金,还有医院要运行、发展,几乎全靠医院自己去挣。政府取消15%药品加价,改变以药养医,前提是要把财政投入的不足弥补上。

黄峻:我们分析药品的流通链条,发现虽然经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但中间的流通环节还是非常多。药品生产和流通批发企业太多太滥,但他们却都能保证有利益,而且还能从这些利益中分出来给医生提“开药方”的回扣,这些利益,都是患者承担的高药价的水分。如果政府能切实减少重复的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同时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建立第三方监管的网络平台,就能挤出药价中的水分,把“差价”换给患者。本报记者魏铭言

张忠辉:投入不足是事实,但不是最关键原因。短时间内,国家对医疗的投入也不太可能增加太多。关键问题还是医药流通领域混乱。

现在,全国有4000多家药厂、一万多家医药公司,背后是庞大的医药代表队伍。药品在流通过程中猫腻太多,回扣、贿赂之风已经不是秘密。

张忠辉:招标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因为利益链条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药品加价的情况。有的地方就是“招标招标,越招越高”。

张忠辉:药品作为特殊商品,应当像烟草一样,实行国家专营,杜绝中间可能出现的猫腻环节。卫生部门、物价部门应该把此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研究解决。因为医院的监管相对单纯,但医药流通领域就很复杂,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估计药价至少能下降四分之一。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发展社区医院,您认为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张忠辉:目前存在市民得小病也要舍近求远进大医院的情况,这说明社区医院的软硬件都需加强,尤其是医术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从而改变小病看不了,急病不敢看的尴尬现状。本报记者张剑锋

何惠宇:一些医院确实存在管理问题,因为很多院长原来都是学医的,对管理还是不太精通。

何惠宇:从整个医疗机构和诊疗规定入手,抓合理用药等基础性工作。比如,早期发现疾病就可以减少病情加重后的费用负担,或者3天就能治好的病不能拖到10天。

何惠宇:发展社区医疗应因地制宜,比如老社区,可把原有的街道卫生院或者企业医院,经过对原有医疗资源的优化与整合,改作社区医院。在建或待建社区,就要把社区医院提前规划进去。本报记者张剑锋

本报讯(记者马力)在昨天下午民盟联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常委梁荣欣给参加讨论的国家气象局负责人建议,取消天气预报空隙插播的广告。

梁荣欣说,中央电视台晚上7点30分播出的天气预报节目是全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应该利用好这个节目进行气象的科普宣传。而不能娱乐化,不能办成娱乐电视节目。

3月8日(星期三)下午15时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鹰、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答中外记者问。

对耕地的占用审批,要严格遵循审批制度和程序进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每年农村正常占用的土地达到400多万亩,其中大约有200多万亩是属于农民的耕地,这些耕地的占用,可能使100多万农民失去耕地。

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提出了一系列保护耕地、保护基本农田、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政策和措施。第一,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尽量减少失地农民。对耕地的占用要严格审批,不得随意占用农民耕地和基本农田。

第二,对被占用耕地的农民给予合理的补偿,严格按照国家关于被征、占用耕地的补偿政策,把补偿资金及时足额地落实到村、落实到农户。

第三,要安排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对被占用耕地的农民就业,要按照当地有关政府的安排,扩大就业门路,发展农村的第二、三产业,不要因为耕地被占用,而使农民失去生计、降低生活水平。

第四,对生活困难的农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因为被征地,农民失去了土地或者一时还没有就业,生活生产上发生困难,我们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予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杜鹰称低价征占农民土地,损害农民利益,这样的现象的确存在,表明我们现在的农村土地征、占用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必须改革。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这个改革任务,这几年有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研究来制定改革的方案。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区分征、占土地的用途,如果是公益性用途,必须提高征、占用地补偿标准;如果是商业性用途,必须引入市场机制。

本报北京3月7日电本报记者崔丽“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些表述,意味着我国将加大对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力度,而这需要具体的政策措施加以落实。”今天,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郑功成代表认为,我们国民财富初次分配格局的问题主要在于:重积累轻消费,过度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当前我国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劳动者所得与资本所得差距都在持续拉大,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缓解。

郑功成代表认为,要从政策措施上保障收入分配调整、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确保收入分配正义,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根本出发点是要使最低工资标准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一个刚性标准,这意味着如果违背了这个标准,就是违法。”

郑功成表示,要通过政策推动,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让广大劳动者分享到发展的成果。“机关事业单位每两年涨一次工资,执行得已经比较好,目前最大问题是企业劳动者工资上涨没有机制保障。”

郑功成举例说,有调查显示,过去10年在广东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广东农民工工资10年才增涨了60多元钱,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工资是下降的,还不如10年前。

“劳动者回报长期畸形偏低,投资者回报长期畸形偏高,差距越来越大。”郑功成认为,对这方面政府应该发布指导价,采取刚性的约束机制。

在确保企业劳动者报酬方面,要引用三方协商机制:即政府、劳方、资方。“这一制度在西方国家已行之有效。我们国家形式上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实际所起的作用不大。”郑功成解释说,其实政府可以在其中发挥很大作用。如老板赚钱赚得很多,而工人的工资却丝毫不涨,那政府和劳方就可以通过和资方协调,来确保工资的正常增长。工会也要用与雇主的谈判机制来维护职工权益。

此外,还要推进集体合同。“现在实行老板和个人签订劳动合同,工人个人与老板谈判力量明显处于弱势,实行集体合同,就是说,你如果雇1000个人,这1000个人集体和老板签一个合同。这在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下,通过集体合同的方式,也能维护好劳动者的利益。”

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方面,郑功成认为,需要对税制作进一步完善和改造,通过税制调节达到进一步维护低收入阶层利益,保障中等收入阶层利益,节制高收入阶层的作用。

“我是不太赞成现在的利息税的。”郑功成说,“我存1元钱,也要交20%的利息税。存1个亿也是20%。而那些低收入家庭存上几万元钱,可能是看病的钱、养老的钱、孩子上学的钱,本来利率就低,还要交20%利息税,负担确实很重。”

郑功成说,利息税应确立一个起征点。比如可以假定10万元以内免交利息税,这样就可以有为数不少的低收入者从中受益。

另一方面,基于收入分配公平正义原则,还应强化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开征新的税种,如用奢侈性消费税替代简单的禁止或指责某些畸形的奢侈性消费,通过开征物业税来约束房地产的过度消费,开征遗产税和非公益捐赠税来规范财富转移,还可以通过减免公益捐赠税引导先富起来的群体承担社会责任。

“只有国家的税制安排真正体现出了分配正义原则,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郑功成说。

中新网3月8日电综合外电报道,中国外长李肇星7日强烈呼吁日本领导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不应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以改善两国关系。但是,日相小泉当天对中方的批评不以为然,竟称靖国神社问题不应被用作“外交牌”。

据法新社报道,李肇星当天指出,现在中日政治关系面临困难的症结,是日本某些领导人至今仍坚持参拜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的甲级战犯。日本领导人不应该再做伤害中国人民和其它侵略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不仅中国人民不能接受日本现任领导人到现在还崇拜甲级战犯,其它许多国家的人民也都不能接受。

李肇星强调,在历史问题上,中国人民是受害者。现在关键是要日本的某些领导人拿出足够的诚意和勇气,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行动。

他还指出,中方发展与日本睦邻友好合作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将继续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积极努力。

但是,日相小泉当天再次为其参拜行为辩解,称其每年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悼念“全体阵亡军人”,并称参拜问题不应被用作“外交牌”。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小泉7日晚间对记者表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已经不再是外交筹码”。此外,针对“是不是为甲级战犯进行参拜”的提问,小泉回答说:“是为了所有战争死难者进行参拜”,以此再为其参拜辩解。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随着伊朗核危机的加剧,美国挥舞制裁大棒,积极游说安理会成员与美国靠拢。美国国务卿赖斯本来想利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美之机,与其就伊朗问题达成一致,不料两人基本谈不拢,反而公开暴露美俄在伊朗核项目、民主以及贸易等问题上的分歧加剧。

据路透社报道,在3月7日举行的一个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赖斯与拉夫罗夫不像往日那样,将分歧放在台面下的做法,而是互相抱怨对方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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