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显示效果接近极限 中日厂商博弈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25 19:56:23

本报讯(记者宜嘉)今年6月14日,贵州安顺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分局幺铺派出所所长王黔瑜,因酒后枪杀狱警柴春,一审被安顺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被告王黔瑜不服提起上诉,近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王黔瑜死刑。

今年6月14日晚11点多钟,贵州安顺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分局幺铺派出所所长王黔瑜醉酒后,在安顺市高原红卡拉OK厅与本市狱警柴春发生冲突,王黔瑜拔出随身携带手枪对柴春连开5枪,导致柴当场死亡。7月20日,安顺市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黔瑜死刑。安顺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分局因枪支管理不善存在过错,与被告王黔瑜共同赔偿原告各项费用79161.92元。

然而判决后,被告王黔瑜认为自己有自首情节当庭提出上诉;原告认为一审判赔死亡赔偿金太低,上诉要求王黔瑜、安顺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分局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146440元;而经济开发分局认为该局枪支管理不存在过错,所以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上诉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黔瑜身为公安民警,在与他人发生矛盾时,竟然用公务用枪将被害人柴春杀死,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王黔瑜作案后,虽然能主动投案,但拒不如实供述犯罪的主要事实,其行为不符合自首的法定要件,一审认定其自首不当,应予纠正。其故意杀人犯罪情节恶劣。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根据相关法规,判决被告人王黔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上诉中,安顺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分局认为王黔瑜枪杀被害人柴春纯属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王黔瑜个人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该局认为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安顺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分局虽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应承担因枪支管理不善而产生的过错责任。因此,认定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合理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判赔数额适当,贵州高级法院予以维持。但因判决安顺市中级法院判决公安安顺市技术开发区分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当,依法改判由上诉人王黔瑜负主要赔偿责任,上诉人公安安顺市技术开发区分局负次要赔偿责任。故判决王黔瑜赔偿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63902.6元;安顺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赔偿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20000元,赔偿在判决生效10日内付清。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的规定,该判决书即为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王黔瑜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

新桂网-南国早报记者王克础11月1日,南宁三塘镇某小学教师梁宏贤涉嫌强奸、猥亵14名小学生一案,在南宁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张树国担任9名被害人的代理律师,他不仅为每名受害幼女提出索赔30万元的精神损害费,还提出了处女膜是“物质”,并要求给每个处女膜赔偿20万元。

今年24岁的梁宏贤是南宁市人。2000年7月,他大专毕业后来到南宁三塘镇某小学任教。该校每个年级有一个班,从2002年9月开始,梁宏贤担任一年级的班主任。

2003年3月的一天,他叫班上的小云来办公室修改作业,然后趁机对小云进行猥亵。此后,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从2003年3月到2005年1月期间,他以修改作业或检查身体为由,先后对班上的13名女生进行强奸,猥亵1人。

今年春节期间,一名女生无意间对表姐说,梁老师和她“玩”过那个事,这起教师强奸幼女案才浮出水面。

梁宏贤被捕之后,一些受害学生的家长找到了张树国律师,张树国决定免费为9名受害女生代理此案的附带民事诉讼。他为每个受害幼女提出索赔30万元的精神损害费,还提出了处女膜也是“物质”,并提出每个处女膜索赔20万元。

张树国对记者说,《刑事诉讼法》第77条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出附带民事诉讼。他认为,处女膜是一种“特殊物质”,遭到破坏应该得到赔偿。为此,他提出了处女膜损害赔偿20万元的诉讼请求。

11月1日,在法庭外,记者采访了部分受害学生家长。他们说,处女膜遭到破坏后,即使可以动手术修复,也无法把破碎的生活修复完整。他们的家庭都很贫困,根本无力摆脱现处的生活环境,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将难以对抗世俗的压力,永远生活在噩梦里。所以,处女膜要么无法定价,若真要赔,就应该是个“天价”,20万元的价格太低了。

在一家医院做医生的陆先生说,给处女膜“定价”不可取。这实质上是化人为物,是无视人格的尊严。

法学专业的大学生李某则认为,把处女膜纳入“物质”的范畴,为它明码标价,固然可以暂时缓解个案遇到的尴尬。但从法律的精神上看,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这不单纯是一个处女膜物质化的过程,更是一个人格权被商品化的过程。在法律的视野里,不论是否拥有处女膜,女性都无可争议地拥有贞操权这一人格权。这也就意味着,对处女膜是不能定价的。

龚振中律师认为,这个案子可以提起“贞操权赔偿”。他说,贞操权是公民处理自己性生活的权利,若非主观意愿被他人强行实施性行为,都属于贞操权受到侵害。

南宁市青秀区人大代表邓路遥对记者说,我国应该为“精神赔偿”立法了。对人身损害赔偿,本来就应该包括物质赔偿和精神赔偿,对于精神损害进行赔偿,更是一个法治国家对人身自由权的尊重,是保障生命健康权法律的延伸和完善。

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美女——“水仙妹妹”,25岁,曾被人视为“芙蓉姐姐”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昨日现身“2005重庆首届单身节”单身美女PK赛报名处,自信宣称:“我要求直接进决赛,我相信,我有这个实力。”

“实力。唱歌、跳舞、朗诵、写文章、作词作曲我都擅长。”“水仙妹妹”有备而来,“要不,我先朗诵一段?我的声音会让人心醉。”她朗诵了一首诗。声音很柔、很嗲。

接下来,她清唱了一曲《我爱你,重庆》,据说是自己作词作曲,为迎亚太城市市长峰会而作。

“我最喜欢的是跳舞。”“水仙妹妹”称,她5岁开始学芭蕾,有深厚的舞蹈功底,所有舞蹈都自己编排,再用“灵魂表达出来”。“文化人都说,我跳舞神形兼备,出神入化,慑人心魄,看我跳舞是种享受。”

“水仙妹妹”抿嘴笑着,跑出去,换了件白色长裙,又取出包里的丝巾,大大方方来了一段。看得出,她完全沉醉在舞蹈里。“文联干部说我是重庆美女的典型代表。”她对自己的容貌也很自信。

“水仙妹妹”最反感被人拿来与“芙蓉姐姐”相提并论。在她看来,芙蓉的舞姿非常业余,纯粹作秀;而自己是纯艺术人才,“根基扎于文化土壤之中。”

“水仙妹妹”称,她很不愿出名。“曾经有人想把我捧成明星,我不愿意。”不愿意的原因是她“向往淡泊、宁静、天马行空的生活,讨厌演艺圈的是是非非。”

处于单身状态的“水仙妹妹”目前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跳舞、谱曲等爱好上。与此同时,她也憧憬爱情。

“我爱上一男子,会让自己变成常青藤,紧紧将他缠住,冬来为他遮挡风雨,夏来为他送去清凉,将我所有的柔情与魂灵献给他;我会让自己变成水蛇,在他厚实的胸膛里恣意扭动,让他感觉到我吐气如兰的呼吸,和我一起心跳,感动每分每秒;依偎在他身上,像只小绵羊,撒撒娇……”她写诗,表达自己与爱人相处的模式。

“水仙妹妹”喜欢成熟的男人,可让她像小鸟一样在他怀里撒娇;此外,这个男人还得性格温和、脾气好、有气质内涵、讲情趣。“非常宠我、爱我,像钻石一样把我捧在手心。”

“我担心上台亮相后,电话会被男人打爆。”为了让其余美女心服口服,“水仙妹妹”最终决定在本周四晚的海选台“秀”一下。“你们千万不能透露我的电话,我也要海选那些帅哥的。”

真名:姓江,昵称水仙妹妹、小甜甜(前者是大家对她的昵称,后者是她对自己的昵称)

最喜欢的花:水仙花、玉兰花(原话:超凡脱俗、特别高洁,别人也是这样评价我的)

1979年,赵丹在世的最后一年。一般认为,此时的赵丹对自己能否再演戏已经绝望。曾经有过一次机会——两年前北影厂厂长汪洋邀请他出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来,最后关头,他被替换下来,王铁成被决定出演这个角色。在回忆里,王铁成描述那个时刻,“那时,他(赵丹)8点半就去化妆,11点半才化完妆,试完镜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迟迟不肯卸妆”。“没有人忍心通知赵丹被替换的决定。最后,赵丹自己拿了一个包,悄悄地走了”。之后,赵青观察,“赵丹崩溃了。他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大声地哭。”

也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赵丹还有过一次远远超过那个时代的想象,他问当时中信筹备组成员、金融专家闵一民,“如果有一家外国著名的电影制片厂要和中国电影界合作,中信公司能否为此担任红娘角色,中信能否也投点资以促其成?”20多年后,这个近乎常识的问题,那时,闵一民的答案,“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再一次否定,赵丹于是真的没有机会了。重重困局之下,他把自己的结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管的太死,文艺没希望”。一年后,赵丹辞世。

被记录的赵丹的最后想象与结论,一个偶然的搭配,却似一个隐喻。令人叹息之处是,没有了自己生命时间的赵丹与一个新生的机构与新的时代,擦肩而过。

1979年,中信筹备组租下和平饭店的房间做办公室。这年8月,赵丹赴京参加文艺座谈会,正好住在这里,“在一楼大堂、电梯、楼道,特别是中午时刻的餐厅,我们会经常碰见他们”。同样是这年8月,闵一民是拿着中组部的调令,从中国人民银行来到中信筹备组的。这位后来成为中信公司常务董事的金融专家,回忆当时,“有一次,孩子们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我无意中说起了誊抄的事,他们都很惊异,一个在央行当局长的,怎么干起书记员的事来了?”但是,当时的中信,“人人都是这样从最平凡、最具体的工作干起的。包括荣毅仁。”一般人,包括赵丹,对这家荣毅仁领衔的公司的想象与好奇,多数超过真实境况。赵丹最大的好奇是,“外间传说中信公司的资本全是荣先生一个人出的?”15年后,闵一民完整地描述了当时的资本构成,“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公司章程,公司初期注册资本是人民币2亿元,1982年2月改为6亿元,由国家财政分期拨足。经过几次和财政部联系,财政部答应先实拨资本金2亿元,但到了实际拨款时,由于国家当时财政困难,又改为实拨1亿元,第一次只拨2000万元,加上荣毅仁个人的存款借给公司1000万元,因此实际公司开业后,真正可以运营的资金是3000万元(财政部在此后三年又分别拨给公司2000万元,至1984年共拨1亿元,以后再未拨给现金;公司的资本不断增加是有赖于1985年前将每年利润免税补充和国家将公司投资企业的固定资金转为公司资本)。”从这种资本的结构来说,“中信完全是国有企业,但公司初建国家资本拨付不足,荣先生以他自己拥有的资金,存在公司由公司营运,过一段时间公司将如数退回给他。所以,这不是他个人的投资,公司资本中没有荣先生的股份。”闵一民当时很艰难地向艺术家赵丹解释这其中的复杂。

严格的财务叙述之外,中信早期创始人的“民间记忆”,中信的第一笔投入,来自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中信原董事庄寿仓回忆的中信筹备期,“大概是1979年五六月间,老板领着我们几个到处找房子,公司名称既定,对外打交道总得印个信纸信封,总得花钱买点纸墨笔砚,总得有点杂费开支吧。荣夫人不愧是管家人,她晓得我们的难处,有一天拿出了刚从银行取来的捆扎得整整齐齐的1000元。真是救了急,因为我们刚订印了信纸信封,正掏不出钱来付账呢!”庄寿仓的见证,成为中信后来员工的一个传说,“这1000元称为‘开办费’最合适,没有它,那时可抓了手背”。筹备时期的中信,“交通工具只有两辆旧车,一辆是借来的上海轿车,一辆是花12000买的二手丰田面包车”。就是这辆几经周折弄到的大使馆淘汰的丰田面包车,“也是荣老板用自己的私款支付的”,中信的秦榴甚至发现自己到公司后领的第一笔款子,“同样是荣老板的私人存款”。时任中信行政处副处长的秦榴,最高兴的是,“当时公司领导为我们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

那个年代,1979年,使中信能够破土而出以及它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或许远不是荣毅仁能不能拿出令人惊叹的1000万来帮助中信启动营运那么简单。

那顿最后以吃涮羊肉结束的邓小平与中国工商界领导的聚会,一般认为是中信公司可以成立的起点事件。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请工商界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有回忆说,当时邓小平是想单独找荣毅仁谈的,后来决定多找几个人一起谈。当时需要讨论的话题是“解决落实对资本家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结果上看,似乎这不是邓小平的重点。在谈话时,邓小平直接提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接下来,邓小平的谈话方向转向了荣毅仁,径直提出了要求——在《邓小平文选》里,是这样的表述:“荣毅仁同志,希望你减少一些其他工作,多搞些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形式你自己考虑。你主持的单位,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式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中信公司成立20年之际出版的《我与中信》,刊发了这次会见的记录稿,荣毅仁对邓小平的要求回应说,“我愿意做工作,我才63岁,在80岁以内还可以工作。”更精彩,同样超乎那个时代的见解是,荣毅仁说,“引进技术、外资问题,我感到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不应像过去那样拘谨。”(注:本文原标题为荣毅仁与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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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唐骏)昨天下午,来自湖北荆州的两位老人在中关村76号楼305室数次哭晕过去。10月30日晚,他们的儿子成俊将自己吊死在这间屋子里。自杀前,身为北大信息科技学院研究生的成俊曾打电话给家人,说自己感觉学业的压力特别大。

305室的大屋里光线黯淡,成俊生前就租住在这间屋子的上铺。10月30日晚11点左右,同屋的室友回到这里时,发现成俊穿戴整齐吊在上铺上端近2米高的钢架上。警方赶到现场后证实成俊已死亡,并初步认定这是一起自杀事件。10月31日清早,成俊的父母接到海淀警方传去的噩耗,随后匆匆和大儿子一起赶到北京。

在收拾儿子遗物时,一直以泪洗面的两位老人数次哭晕过去,被送回宾馆休息。遗物中没有发现遗书。

成俊的哥哥成钢哽咽着说,弟弟今年才23岁,读研一,曾在1999年以全市第二的高分考入北大计算机系,一直是父母的骄傲。得知儿子的噩耗后,成俊的父母几乎崩溃,不吃不喝,只是默默流泪。

成钢说,进入大学后,弟弟曾和家人说过计算机系天才太多,他感觉压力很大。出事的前几天,成俊还分别致电母亲和哥哥,说导师告诉他们只要成绩不好就得回家,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

同屋室友也告诉成俊的家人,他们几天来就感觉成俊情绪比较低落,但由于自身课业也非常繁重,没有机会与他好好交流。另外,成俊反复的声带病症也被认为可能是他自杀的一个原因。

几位同学称,成俊善良且有责任感,乐于助人,但性格比较内向,不太知道排解压力。

成钢说,弟弟每次打电话回家,都会叮嘱父母和爷爷保重身体。成俊的理想是研究生毕业后去香港继续深造,半月前他还发短信给哥哥说兄弟俩都要好好加油,好让父母下半辈子过幸福的生活。没想到,他还没体味到今后的幸福就告别了这个世界。

记不清这是今年第几个自杀的大学生了。在一个个年轻的生命悄然逝去后,人们往往慨叹自杀者脆弱的心灵,但有多少人能看到他们正背负着日渐沉重的学习和就业压力?成俊曾坚强地与自己声带的疾病做抗争,曾梦想着给父母带来更幸福的生活,可在压力面前,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承诺。希望这么多逝去的生命可以唤回人们对大学生群体的关注,建立一个真正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机制,帮助他们彻底释放自己内心的压力。

刘女士是广州某高校的老师,她本人和丈夫都事业有成,12岁的女儿也聪明听话,一家人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但自2004年初起,丈夫就出现了夜不归宿的现象,理由是工作忙。一开始刘女士没太在意,可当有一天丈夫突然失踪后,她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久之后,他从丈夫的弟弟口中得知,丈夫被一个女人缠住,无法脱身,只能对妻子和孩子表示歉意,愿意离婚并拿出50万元进行补偿。但丈夫到底在哪,他和什么人在一起,刘女士就不得而知了。即使是离了婚,拿到50万元的补偿,刘女士还是觉得心理难以平衡。自己家已破,可对方是什么人都还不知道。报派出所,可警察不管婚外情,告丈夫非法同居或重婚,又没有证据。无奈之下,刘女士花高价请了个私家侦探,让他把事情调查清楚。

不到一个月,调查结果出来了,不但查到与丈夫同居的女人姓名、出生日期、在广州的住址,连女方娘家的户籍所在地和身份证号码也查得一清二楚。此外,还查清了丈夫背着她在白云区及番禺区买下了两套房产,甚至还发现丈夫与那女子竟然生下了一儿子。有了这些证据,刘女士将丈夫告上了法庭。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私家侦探采用了一些侵权手段,这些证据多数不被法庭采纳,最后,反而被对方在今年初以侵权为名,告上法庭。

私家调查公司查出来的结果有什么用、又会用在哪里呢?据了解,调查结果的用途一般有两种:一是把它当作威胁工具,以此阻止对方和自己离婚,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依赖丈夫生活的女性身上;二是把它拿到法庭上,指证对方为离婚的过错方,从而获取精神赔偿,并且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得到更多份额。

另外,三成的委托人会直接把证据拿到法庭上;大约六成人是有心想跟对方和好,这些人会查到中途就把已经到手的证据拿去谈条件;如果谈判破裂,最后还是会在法庭上见。第二家调查公司的张先生声称,“我们调查出来的证据拿到法庭上,案件成功率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从以往案例来看,在显示被调查人和第三者的发展状况方面,私家侦探能找到的证据多数是两人的亲密照片。”在市妇联权益部负责接访工作的钟先生说,“由于照片所呈现的场面是静态的,即使里面的两个人靠得再近,只要没有达到‘赤裸裸’的地步,加上当事人极力否认,就很难证明他们有非法关系。”他认为,法官不接纳这类证据,证明法院是不赞成请私家侦探进行调查的。长期接手妇女权益案件的符律师指出,证明丈夫包“二奶”的证据链是环环相扣的,照片只是证据链中的一小部分。

据私家调查公司所说,他们能得到邻居或者小区保安的证词,证明男方和“二奶”非法同居生活,和照片等材料形成证据链。但省妇联法律援助处主任黄淑美律师指出,单纯的文字材料形式在法庭上是无效的,邻居或者保安必须亲自出庭作证。只有由公安机关调查得出的文字材料才具备法律效力。

市妇联权益部的钟先生说,有些私家侦探为获得现场证据,会强行入屋拍摄。“但这会侵犯他人的住宅权、隐私权和名誉权等。”他强调,“如果呈交的证据能看出来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法官一般不会采用这些证据。”例如,即使妻子拍下了丈夫和“二奶”幽会的录像,但如果拍摄地点是在“二奶”家中,那么这段录像就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和住宅权,在法律上是无效的。相反,还会被他人以侵犯隐私权告上法庭。

钟先生表示,现在人们对婚姻调查的需求量很大,这反映了当前婚姻生活中出现第三者、“二奶”的情况比较多。据市妇联权益部所作的信访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他们接到的婚姻家庭类信访有1135宗,占信访总量的67.6%。其中咨询离婚有关问题的519宗,占婚姻家庭类的45.7%,

他认为,委托调查公司进行婚姻取证的大部分是女性,当然这种情况与女性的心理特点有关,也表明了女性对婚姻信任度下降、以及婚姻的安全系数减小。这些女性进行婚姻调查的目的有三种:一是一时冲动,觉得自己很冤,咽不下这口气;二是出于报复,企图让丈夫名誉受到损害;三是为了证明丈夫是过错方,以获得更多赔偿。从市妇联权益部接访的情况来看,第一种类型的女性是带着情绪来到妇联求助的,她们不关心财产怎样分割、也不询问离婚的程序,一心只想着如何惩罚对方,并且很自然地就想到找人去调查。据统计,持有这种心态的来访者占了同类来访者总数的三成。但经过权益部工作人员的分析和劝解后,她们当中有百分之七十能够化解这种偏激的情绪,比较平心静气地面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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