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往下砸盘也能赚钱 基金正做空谋取私利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6 11:58:43

3月8日,韩国首尔西大门警察署以“强盗杀人”等罪名拘留了闯入单身宿舍、杀害中国朝鲜族预备大学生姜丹清后奸尸的黄某,现正向首尔高检申请拘捕令。

警方透露了详细的案情:上月15日晚9时50分左右,黄某溜到位于首尔西大门区沧川洞姜丹清的住处。由于这里的学生宿舍大门一般不上锁,而且大意的姜丹清一居室的宿舍正好也没有锁上,因此黄某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她的房间。

21岁的姜丹清当时正在电脑桌前全神贯注地搜集学习资料,根本没有察觉有人进了宿舍。等她回过神,黄某已经麻利地将房门反锁,然后开始威胁姜把值钱的财物拿出来。黄某之所以如此大胆,因为他在溜进宿舍之前已经观察到姜的四邻无人,因此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姜大惊失色。据警方透露:“姜丹清给他钱,苦苦哀求黄某不要杀她,”但面部没有任何掩饰的黄某担心败露,因此杀心顿起,他先是多次击打姜丹清面部,并用双手将其勒死。在勒死姜之后,他突然发现姜面目清秀,身材姣好,于是淫心再起,毫无人性地进行了奸尸!随后,他又从容地偷走了姜丹清的3张银行现金信用卡、3万韩元现金和200元人民币。

案件发生后,当地的中国留学生群相当震惊,他们对在学生宿舍区内发生如此恶性的凶杀案感到恐惧,因此集体要求大学管理当局尽快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首尔警方也对此高度重视,因为这是近年来罕见的恶性案件。

在调查过程中,姜被抢的银行卡和遗留在遇害者身上的体液成了最重要的线索。警方发现,在案发之后,有人动过姜的银行卡,通过调取银行的监视录像,很快就获得了犯罪嫌疑人的初步头像。警方又判断,从作案的手法来看,应该不是初犯,于是就紧急调出性侵害者的犯罪档案,而首尔犯罪调查中心也对嫌犯留在死者身上的体液进行化验,提取DNA的样本,很快,警方就将目标锁定黄某,并于8日将其捉拿归案。黄某落网后立即交待了作案的全过程,警方则在其住处起获了姜丹清的银行卡等物证。

据韩国《东亚日报》9日报道,今年21岁的姜丹清出身于中国吉林省,于去年1月份为到韩国企业就职后抵达韩国,在延世大学韩国语学院学习了1年多的韩国语,并于去年8月末第一学期高考中,作为外国人择优录取生成功考入延世大学经营学系,一时间成为当地中国留学生的佩服对象,外国语学校的韩国老师对这个清秀聪明好学的学生也非常满意。然而,即将踏上梦想中的大学生活的姜丹清就这样被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姜丹清的母亲、今年47岁的朴英芬红着眼睛说:“原本希望将女儿培养成在中国和韩国都能被认可的人才。”

残忍地杀害了姜丹清的凶嫌是现年42岁的黄某。此人无业,是性侵害惯犯。据警方调查发现,黄某曾于去年3月以强奸及暴行的罪名被拘捕,同年7月被判处1年零6个月徒刑,缓期执行2年。他又于去年12月中旬在首尔麻浦区某大学前的胡同内,企图强奸20多岁的女大学生,结果未遂。

对此,姜丹清的家属们说:“必须加强对性犯罪者的监督。希望校方能够设置闭路电视等,对学校周围宿舍的治安进行妥善管理。”

姜丹清遇害一案引起了韩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韩国法律对性侵害犯罪分子的处罚力度问题。就拿犯罪嫌疑人黄某来说,他是一个惯犯,但却屡屡在缓刑期间作案得手,给女性造成伤害,这主要就是因为韩国法律对性侵害者的处罚。堪称“隔靴搔痒”,根本无法起震慑作用。也正因为如此,韩国经常发生性质极其恶劣的侵害犯罪。

今年1内月,一名让韩国妇女谈虎色变的强奸惯犯、现年45岁的李中久在首尔落网。该案犯曾是一名的士司机,自己供认了82宗强奸罪行,但实际被害人数可能超过100人。据李中久供认,多年来他惯用的作案伎俩是尾随凌晨回家的女子,然后假称自己是煤气检查员等,伺机入室作案;有时他也会攀爬大楼铺设的煤气管道,从开着的窗户跳入室内作案;他甚至尝试过同时强奸3至4名女性,而为免留下精液,他竟强迫受害人“洗澡灭证”。李犯日前还供认说,他之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即便被逮捕,也不会有多大的事”。去年,一名离婚10年的韩国男子从吉林省领养了一名12岁朝鲜族女孩,然后将其沦为“性奴隶”,在随后的时间里,韩国“养父”强奸中国“养女”多达140次!

对于如此恶劣的性侵害案件,韩国一些社会学家有认为是经济不景气所致,因为有韩国的犯罪统计数字表明,随着韩国经济不景气状况的日益加重,犯罪现象逐渐增加。据韩国国家警察厅日前透露,去年以来,杀人、抢劫、强奸、盗窃和暴力等五大犯罪案件数量均已超过前年同期。当然,这只是表现,重要的则是韩国现有的法律对性犯罪分子处罚不严厉。

迫于强大的压力,韩国政府和开放的我们党不久前决定针对性暴力犯罪者设立“基因信息银行”,用于犯罪调查。党政在国会举行了由院内代表金汉吉、妇女家庭部长官张夏真、警察厅厅长李宅淳等参加的政策协议,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第一政策调整委员会委员长崔载千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讨论把长相和住址等个人资料公开到能够准确指定的范围,以此限制其就业的方案,并计划将对

个人资料公开制度的综合对策进行立法。”另外,计划引进新制度,即,即使是轻微的性暴力犯罪者,也必须义务性地进行保护观察,并实施用声音监督系统限制外出的命令制,限制性犯罪者外出。但是党政对大国家党正在推进的电子手镯制度,决定首先在扩大运营个人资料公开制度之后,再慎重决定引进与否。

另外,检察机关还称,对儿童性暴力犯罪行为,将原则性地进行拘留调查。另外,对于性暴力事件嫌疑人,为了让其在审判中被宣判重刑,将彻底进行维持公诉。检察机关还称,对于有精神上的问题的儿童性暴力嫌疑人,积极实施鉴定(为鉴定嫌疑人的精神状态,让嫌疑人在治疗监督所和医院等地接受调查),对嫌疑人的平时习惯、行为方式等进行调查,用作在审判中判断是否判重刑的资料。检察机关表示,为应对性暴力被告以缓期执行方式获释的情况,将要求法庭尽量采取保护观察。

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王勉李佳鹏)“房地产预售制度存在七大问题,应该予以取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行长白鹤祥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房地产预售制度表示了强烈质疑。他说,由他领衔、共有33位代表签名的议案已向大会提交,他们建议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取消房地产预售制度。

房地产预售制度取消与否曾在房地产界引发了一场争论,但这场争论最终以建设部明确表态近期不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而结束。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有关取消房地产预售制度的呼声再度高涨。

问题一,法律关系复杂增加了法律风险。商品房预售交易不仅涉及开发商与购房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还牵涉到开发商与其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其他法律关系。在多层复杂的法律关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法律风险,均可能影响到商品房交易合同的履行。

问题二,购房人缺乏担保的法律保障。在商品房预售中,购房人往往是先支付一笔不小的购房款给开发商,而开发商仅承担工程完成后将现房交付购房人的义务,购房人事先支付的购房款项因缺少有效的担保制度而得不到保护。

问题三,剥夺了购房人对实物的知悉权。这给开发商预售中以广告和宣传资料误导甚至欺骗消费者或事后擅自变更设计、规划及用料创造了机会。

问题四,从预售到现房交付期限过长。这期间往往是房屋的建造期,一旦开发商的履约能力发生变化,使工程竣工期延长或无法竣工,由于购买人已经签订了购房合同,往往让购买方蒙受损失。

问题五,期房交易类似期货交易,容易造成房地产价格泡沫。房屋预售中的购买人,除了用于自住外,不乏基于保值、投资、投机等目的参与其中交易。此外,房地产商也常通过虚假紧缺、浮夸囤积等手段哄抬楼价,致使房地产价格过分偏离其真实价值。一旦房屋价格泡沫破灭,房价下跌,作为抵押物的房屋价值也会减低,使银行蒙受损失。

问题六,“假按揭”套取、诈骗银行信贷资金。“以小搏大,空手套白狼”是不法房地产商普遍和常用的手法,而房屋预售制度为其提供了便利。

问题七,房地产风险主要由银行信贷资金和购房人承担。房地产预售制度不仅降低了开发商的门槛,使部分并不具备开发商实力的企业进入市场扰乱正常的经营秩序,而且一旦开发商投资出现问题,银行和购房人就成了开发商投资风险的承担者和牺牲品。

取消房地产预售制度应该如何实施?白鹤祥建议,设定取消这一制度后的风险影响缓冲期,充分利用修改法律到颁布实施的时间空当,给市场一段自然吸收消化适应的过程。一方面应防止房地产开发大幅度缩减,供求链条被打破,房价在一定时期的报复性攀升,另一方面应避免由此引发部分房地产开发商的破产倒闭而导致的市场震荡。

“风险缓冲期以两年时间为宜,或先在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市场规则相对成熟和完善的地区和城市(如上海、深圳等)开展试点,取得成功的经验基础上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规范。”白鹤祥说。与此同时,白鹤祥建议完善相关房地产配套政策。取消房地产预售制度后,一方面完善监管手段和法规,规范管理房地产开发商的行为,通过对房地产开发商政策指导和资金扶持,将市场风险的影响降至最低。另一方面完善税收、市场信息窗口等政策和手段,引导购房行为。(完)

中新社北京三月十一日电(记者黄少华)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本次大会期间,分别提出建议,人民币可以考虑增加孙中山、邓小平两位中国历史伟人的头像。

据悉,人民币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在石家庄诞生以来,至今五十多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发行了五套人民币,所有的人民币在图案的设置、印刷等方面都比较精美,同时又有不同时代特点。

提出人民币印刷上孙中山头像建议的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胡志斌等十二名委员。他们在联名提案中说,目前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币从一元、五元至百元的纸币正面上毫无例外全都是采用领袖毛泽东的头像,民间因此有“毛币”之说。

提案说,在中国,推翻帝制,开创共和,提出“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毕生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倡导“平等、博爱”的孙中山先生,可谓妇孺皆知万众钦仰,更是海峡两岸及广大海外华人共同推崇感戴的政治人物。人民币应当增加孙中山先生的头像。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段惠军委员和总工会界的顾心怿委员则分别提议将邓小平肖像印上新版人民币。

段惠军表示,纸币是国家名片。建国后人民币人物图案主要是以毛泽东画像为主。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短短二十多年又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辉煌业绩,国际地位蒸蒸日上,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环境中不可缺少的国家,这都归功于邓小平。人民币图案设定邓小平画像,同样是时代、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是为了记住这位伟人的丰功伟绩。他进一步建议发行二百元人民币,并将邓小平画像作为该币值图案。

顾心怿说,将自己国家不同时期有杰出贡献的领袖印到钞票上,完全符合世界各国惯例,绝不是“个人崇拜”。

另外,来自九三学社的罗锡恩委员则建议按照国际惯例,将人民币更名为“中国元”,既响亮又可使人一目了然。(完)

晨报讯(记者颜斐)昨天,最高人民法院民庭的两位庭长做客中国法院网,就社会关注的有关问题与网友在线交流。针对前一段时间发生在重庆的“同命不同价”的案例,网友们对城乡赔偿标准不同提出质疑。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纪敏表示,最高法院正在协调各方面意见,不久将会出台新的规定。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称,在重庆市郭家沱同一条街上,3名花季少女搭乘同一辆三轮车,同遭车祸丧生。农村少女得到了58000元赔偿,城市女孩获赔20多万元。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纪敏说,该司法解释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考虑到受害人以及侵害人双方的利益制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定城市和农村两个标准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但是,经过这两年的司法实践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起事故中,受害方既有城市人又有农村人,根据城市标准赔偿的数额和根据农村标准赔偿的数额差距就很大。

纪敏表示,社会对“同命不同价”比较关注,法院也了解到此情况,并且近两年来都在做这方面的调研。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在同一事故中,既有城市受害者,又有农村的受害者,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是按一个标准执行。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协调各方面意见,不久将会有新的规定。

“科技界的公信力在急剧下降,许多年轻一代已经是唯利是图……”“但前段时间那个管理科学院的事,参加的不都是我们的老专家们吗?”这是前日政协科技组分组讨论会上的一幕。一位年纪稍长的委员发言直陈科研领域存在的问题时,旁边一位委员忍不住插话了。

学术不端、论文剽窃、院士制度等问题,已经成为本届“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关注的又一热点。

前天,本报记者就此问题,对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

记者:几天来,代表委员们对学术腐败问题议论颇多,公众对此也非常关注。目前,我国科研学术界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沈国舫:应该说,学术腐败是问题的一小部分,学术浮躁才是目前比较普遍的情况。

我们不能武断地把这个问题拔得那么高,全部归结为学术腐败。科研人员急功近利思想的产生,和我们科研部门的引导有一定关系,每年发多少篇论文,论文发表在什么刊物上,都和他们的晋级挂了钩的,但有的研究领域专业是需要沉淀才能出成果的。这些要求又大都是各单位自行制定的一些土政策。结果就只能是,有些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因为论文数量上不去,始终提不成教授,许多人就只好去搞邪门歪道,去剽窃造假,还有一些人在合作中将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

总之,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问题,我们要看它是社会问题,还是科研群体自身的问题。我们国家的创造能力主要依靠这些人,如果这些人都被带坏了,大家都变得浮躁了,都不愿意坐下来搞研究,那就危险了。

陈竺:我想起比尔·盖茨说过的一句话,“人们在估算今后3-5年内发展情形时往往表现得过于乐观,但对10年内可以实现的事情又估计不足。”这句话很有道理,反映在我们科学领域就是浮躁和急功近利,这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

此外,少数院士还喜欢对所有的事情都发表评论,这同样是学术浮躁的表现。

记者:前段时间爆出“川大教授学术剽窃”一事,媒体称其为中国版“黄禹锡”事件,对于这个事件,你们怎么看?

沈国舫:中国出现“黄禹锡”并不奇怪。只是截至目前,这个事件对外界的震动还没有达到黄禹锡事件那样的程度。科研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对于学术剽窃的情况,现在揭发出来是好事。这样的事情,该揭露就揭露,这也是媒体的责任。

陈竺:黄禹锡事件确实给我们很大警示,我们和韩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急切地想改变现状,提升科技发展水平,而且两国文化相近,都存在一定的官本位思想,大家习惯把学术地位与行政联系起来。在黄禹锡事件中,就是国家给予了他太多特权,给他安了太多头衔,他几乎被神化了。这当然不利于他继续创新,而且重压之下,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科研就是科研,不要忘记自己的本色。

记者:去年几十位两院院士受聘所谓“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的事情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件事究竟因何而起?

沈国舫:我认为大多数院士是好的,他们为科研奋斗多年,赢得了社会尊重。但受社会影响,个别人也会陷入到各种问题中去,我们也不断地给他们敲警钟,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让他们注意自律。至于所谓的“中国管理科学院”,我们了解到,那是香港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在北京只是一个空架子。他们聘任“院士”,也是为了让我们的院士为其壮门面。我们的几十位院士“受聘”,应该说是受了蒙蔽,我并不觉得他们是要从中得到什么好事,要贪图什么。当然,我想也有个别院士存在虚荣心。因为现在世界上有第三世界科学院,所以他们可能会误以为那个什么管理科学院也是类似机构。其实,他们事前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不就清楚了吗?所以院士们还是要严于律己。

陈竺: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我想,科学家连什么是具有合法地位、在科学界有影响的科学组织都不清楚,这显然不应该。不能人家出来抖一下旗,你就投奔而去。不论在学术方面还是在社会活动中,我们还是要严格要求自己。

记者:外界一种说法是,院士终身制会导致院士失去创新动力,甚至产生某些不良学术现象。因此,有人认为应该考虑取消现行的院士终身制。

沈国舫:院士本来就不存在终身制的问题。院士只是终身荣誉,好比你获得“五一”劳动奖章,那也是你终身的荣誉,别人拿不走。院士虽然是终身荣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科研工作就此止步。以中国工程院为例,80%以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活跃在科研第一线。院士在原单位的任职也没有特权,只不过对院士何时办理退休手续,现在还没有明确规定。院士在80周岁之后,在院士增选或院士大会上就没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于其他活动的参与,也可以根据身体状况自行选择。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他们的学术生命就会继续,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也需要他们的智力资源。

陈竺:取消院士终身制是不合适的。因为院士不是岗位,而是科学荣誉。目前,全世界的科学院都采取这样的做法,院士是终身荣誉,但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院士已经不是终身制了,如果他们违反了基本的科学道德,院士荣誉也可以被取消掉。但总的来说,我们遴选院士的标准还是很严格的。

沈国舫:国家现在给院士的津贴是每个月200元,这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标准,十多年来一直没变过。此外,关于院士待遇并没有其他明文规定。关于津贴调整的问题,我们也打算向国家建议搞一个统一规范,杜绝院士出去做商业广告。目前,我们正在调查研究院士收入状况,问卷已发出去了,收回问卷后,我们将把调研报告提交有关部门决策。

陈竺:院士津贴现在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一些院士可以通过外出讲座或兼职等获取工资津贴之外的收入,但一些老院士的生活就比较困难。我建议国家设立相关规定,切断院士“灰色收入”的渠道,提高公开统一的津贴标准。这个问题,我们会通过合适渠道向上反映。

沈国舫:我们对院士的要求是,他们要避免从事本职之外的兼职工作,所得报酬要与实职工作相称。去年,在新院士当选之后,我们马上给每个院士和他们所在单位发出一封信,明确要求他们要保持平常心,严于律己。我们收到对某些院士的投诉材料之后,如果调查属实,会和所涉及的院士谈话警告。

现在的院士章程里,也有对院士学风道德方面的惩戒规定,从谈话、警告、记过直到撤销院士称号。但现在章程里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比如什么情况需要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目前,我们科学道德委员会正就制订实施细则进行研究。但其中的界限划分有一定难度,所以,我现在没办法明确告诉你细则出来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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