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凯力称网通如与联通合并将是历史大倒退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07 10:10:53

谈到辨别,中国经济学家编的教科书,我们内行根本不看。我把世界上一流的师资领进国内,把最好的原文版书籍引进国内,就是为了把学子从迷途中引出来。

中国大学生都有潜质和能力在三五月之内阅读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我在武大办学十多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北大到武大到中大,他们就是喜欢用高鸿业编的《西方经济学》,和张维迎编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真是误人子弟!

初级西方经济学,我们有曼昆、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的英文原版;对策论我们有福登伯格和梯若尔、奥斯波恩和鲁宾斯坦、迈尔逊等英文原版。这些教授们就是不用这些世界级大师的英文原版,反而要用自己编的教材。更为甚者,他们还组织学生去翻译这些教材,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还在课堂吹嘘卖得多好。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年学生放着世界最好的英文原版不用,而读那些低劣的二手货和翻译品。

张维迎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的产业经济学,作了什么贡献。

人物周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你办的数理经济与金融班太偏重数学和技巧,而忽视了思想和经济直观,是这样的吗?

我是学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身的。在武汉大学的五年半时间里,我在历史系、哲学系和数学系到处听课。由于对分析哲学的爱好,我才学数学。后来学西方经济学,才知道数学有用。到了哈佛,正好如鱼得水。我把经济学、数学、哲学、社会学乱学一通,什么都没入门。

正是基于这种广泛的爱好,我还在武汉大学IAS创办了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世界史实验班和国学实验班。这三个实验班都必须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用英、法、德语阅读西方典籍。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我们给数理经济与金融班的所有本科生,开设了《四书》、《老子》、《庄子》等八门人文基础课。学国学的还必须懂日文。

前者是为了实践余英时先生的倡导: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后者是为了洗尽从陈寅恪就开始饱尝的“到日本学中国史”的羞耻:“群赴东邻修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那些口口声声强调思想的人,未必有什么经济思想。李稻葵有思想?周其仁有思想?林毅夫有思想?张维迎有思想?自欺欺人罢了!

人物周刊:记得你好像说过“我连自己都瞧不起,还瞧得起他们,他们爱说什么随他们好了”,那么,你瞧不起自己什么呢?在当代经济学者中,有你看好的人吗?

邹恒甫:我的原话是“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自己”。我什么都不行,我可以嬉笑怒骂,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差。我历来如此,有学问的,当然我崇拜。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嘛。

比如我崇拜陈寅恪先生,他通晓10多种语言,《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唐文》,烂熟于胸,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至于董辅礽老师,他是长者,我尊重他,但我并不觉得他的学问有多么高深。有人问过我,中国什么时候可以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我直言在25年以内都不会有谁摸着这个奖!其实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对我早就说过这句话,他最有资格下这个结论。

董老师曾说过,属于诺贝尔奖的在搞学问,中国人在搞新闻。现在的风气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权和钱这两样东西太吸引人了,这两样东西还能互换。有些学者就是想着权和钱,这样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应该是“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商而优则商”才对。

邹恒甫:我的个性不是让人爱,就是让人保持距离,绝不会有人走中间路线的。至于说被拆分,其中的具体原因,我不好说,肯定是涉及到了“利益”两个字。

1994年,我就对中国一些著名的媒体经济学家说过,我办IAS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在中国找不到讲台,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雁过拔毛、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这一点都不假。当时条件艰苦,我是一张纸、一支笔、一间厕所开始,把家里的书都搬来了,我的同事和朋友,有书的出书,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IAS办到1999年,才把名气打出来。

所以,我们邀请的全是国际上一流人物,全是哈佛、耶鲁等名校的一流学者。还请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与学生交流,像JamesJ.Heckman、Robert.Lucas、Laffon、Tirole、Maskin等等,我自己从2001年起都不上课了,也成了一个跑腿的。

由于我请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来讲课,搞得其他人非常不舒服。这样就等于是另起炉灶,把几百号人放在一边了,这不是相当于砸掉了他们的饭碗?那他们是不是要找我拼命?你说我能不癫狂吗?我想走正常程序,怎么走法?

人物周刊:也有评论说,你们办的IAS对国内教学和科研风气并无实质影响?

邹恒甫:有没有影响,在青年经济学子的心中自有明断,我感到青年学生一直是我强有力的支持者,这正是我屡败屡战的动力。为什么有人恐惧我,想方设法搞得我难受?他们有危机感。这不是影响吗?

人物周刊:网上也有人传,IAS的被拆分,与7月15日刘国光先生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所发表的看法有一定关系,你看呢?

邹恒甫:这我不知道,我不能乱说。但刘国光先生必须重新学习当代数理马克思主义,认真阅读JohnRoemer关于剥削、阶级、公正、平等、革命等的理论。如有机会,我愿意跟刘国光先生多多交流。如果董辅礽先生还在就好了,我们三人的交流,一定会充满了火药味和学术味。

邹恒甫:是的,我永远都是穷苦百姓的走狗,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走狗,也永远都是武大的走狗和癞皮狗。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记住一句英国谚语——每笔财富后面都隐藏着罪恶(Behindeveryfortune,thereisacrime)。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要把减少贫困、促进公平发展作为首要目标。

邹恒甫:去北大、中央财大、上海财大、浙大、中大上课去,他们很高兴我去,当然还有武大。我想IAS一定还会干起来的。只要不为了钱走穴,只要不当新闻媒体经济学家,只要不从政当官开会,一个人是会有大量的时间看书、给学生上课、和写点可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英文论文的。这样会过得心安理得。“读书不肯为人忙”,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诗说得太好了。

人物周刊:最后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没有在世界银行的物质保障,只是国内的一介普通学者,你还敢于放言抗争么?

邹恒甫:我想依着湖南人的个性,还是会垂死挣扎的,我还是会执着于自己的教育事业。当然,斗的方式可能不一样,狡兔有三窟,人就应有九窟。只要哪儿需要我,我就会到哪儿报到。

用自己的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为钱办学最不过瘾。希望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海龟用这三面镜子照照自己,我作为中国人民的走狗谢谢你们了。

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最近推出《区域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比较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温州市金融结构的现状是: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并存;民间金融发展日渐式微,传统民间金融市场日显边缘化;区域金融发展亟待新突破。

报告认为,温州区域金融结构系突出的二元结构,即以现代银行业为主的正规金融和以合会、集资、民间借贷为主的民间金融的并存结构,其中后者对全局影响较大。报告还认为温州“民间金融正由持续、快速、活跃的发展转向增长放缓、停滞和在区域金融结构中的逐步边缘化”。

根据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测算,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400亿元,2004年末的银行贷款为1534亿元,传统民间金融与现代正规金融的比例为20:80。同时,央行数据显示,全国民间金融规模不到1万亿元,银行贷款为17.7万亿元,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比例为5:95。“显然,温州二元金融结构的特点相当明显,在经济改革和发展前期,民间金融的相对规模还要大得多。这种二元金融结构与当地个私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起到了补充融资、风险投资和优化融资结构的重要历史作用。”负责该报告研究的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蔡灵跃表示。

数据显示,温州民间金融由发展上升到相对放缓的转折大约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民间融资约为全市银行贷款的65%,1991年上升至80%,但到了2001年,这个比例下降45%,目前这个比值还在下降。

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一位高管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利率越高,利差越大,大致上可以认为市场越活跃。“但根据现有资料,从1990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开始呈现持续下降走势,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的利差也逐年下行,这表明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正在放缓。”

该高管回忆,1995年之前,温州民间金融异常活跃,民间借贷利率居高不下,部分资金充裕的企业主甚至暂缓主业,以“放贷”为生。据《温州日报》此前披露的数据,1992年,温州苍南县群众手持现金4.2亿元,其中就有3.5亿元参与民间借贷活动,全部是现金交易。“这样的民间借贷规模可谓空前,当时,需要资金的大部分中小企业主一般不向银行借贷,一个项目所需的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资金,通过民间借贷在几天内就可以筹集完毕,而且全部是现金交易。”该高管对记者表示。

同时,民间金融的形式也正在悄悄“衰退”。报告指出,温州民间金融形式“80年代除直接借贷外,民间金融形式主要还有合会、企业集资、‘银背’活动、挂户公司(约1983~1992年)、私人钱庄(1984~1989年)、典当商业(1988年前后)等,形式多样,社会化程度高”,但随后形式多样性不断下降,“2000年以来,金融服务社等被撤并,集资、‘银背’等金融‘三乱’受到排挤,民间金融形式主要是直接借贷和一些投资项目的集资等,活跃程度明显下降”。

唯开作为韩系手机中的后起之秀,由早期的女性手机生产重心偏向大众化,而且还不断的根据时下的潮流趋势进行调整。VK2000作为一款针对男性的直板手机厚度仅为8.8mm,拥有堪称世界最薄的手机之一的噱头做为卖点,而且其上市价也相当合理,仅1480元。

VK2000的三围尺寸仅有89.9*49.9*8.8mm,正面大小几乎和一张名片相同,能轻松装进你的钱包绝非是信口开河,整机重量也仅有48克而已。从它的上市价格不难看出它是一款针对中低端手机市场的产品,基本参数为65K色STN彩色屏幕,分辨率为128*143像素;和弦铃声;支持WAP2.0浏览器;500组名片式电话本,其他的如日历、闹钟、备忘录、计算器、单位换算、世界时间与秒表等功能也一个不少。

其实以VK2000的整体造型看来有几分摩托罗拉风传一时的V3(机型介绍报价热评)拉直板V8(机型介绍热评)的感觉,全黑的外壳配以白色的按钮分隔线显得框架分明。总的看来,VK2000在功能上并没有突出的地方,只是在轻薄上做足了功夫,目前1480元的价格也还算可以让人接受,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到卖场看看。

伦敦金融城媒体部官员11月9日说,按照伦敦金融城日前公布的对全球各金融中心排名的最新调查报告,中国上海可能成为继伦敦和纽约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

伦敦金融城11月8日公布的这项全球金融中心最新排名调查报告说,根据400名业内人士指定的评估标准,与2003年的排名相比,伦敦和纽约扩大了与法兰克福和巴黎的领先优势,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首选之地。

伦敦金融城当局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斯奈德说:“现在只有两个真正的世界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尽管法兰克福和巴黎是极为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但是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的声誉更为卓著。”

在所有接受调查的人中,没有人认为伦敦和纽约会在未来10年中失去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过报告指出,这两个城市的实力是历史因素造成的,它们并没有自满的理由,因为将来可能面临全新的有力挑战。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由于中国的经济力量日益增强,上海在未来数年内可能成为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受访者普遍认为,由于存在官僚作风和监管不力等问题,东京不可能恢复以前那样的重要地位。(本报综合报道)

11月7日下午4点,全国最大的八角市场——广西玉林八角市场前又发生了交通堵塞。

此次堵塞,是因为一辆农用车上垒起的八角袋超了高,于是被叫停车罚款。据长年在这里当搬运工的邢福利说,从10月18日起,只有四五米宽、通向八角市场的站前路便开始出现了交通堵塞。

10月16日,“抗禽流感疫情利器中国八角奇缺”的消息开始蔓延。该未表明权威来源的消息称,欧洲市场的八角价格上涨了两倍,并称有大制药公司在中国囤积八角。

在此消息刺激下,10月20日,玉林市场八角价格,达到了三年来的最高,“那几天一件八角能卖到270元(一件为60市斤)。”师崇毅是一家西安香料公司长期派驻玉林的代表,每年春秋八角收获季节,他都要在玉林住上一两个月。但他说,自己到现在还没有怎么收货,“本来今年是个丰收年,所以价钱原本估计偏低,而且中秋过后,八角也确实出现了一个极低的价格,但到了10月中旬,有消息说八角中可提炼莽草酸,能用来治禽流感,于是一下子收购价就涨上去了。”

学财会出身的师崇毅对数字极为敏感,据他个人估算,从18日以后,玉林八角市场每天的出货量至少在两万件以上,最多一天超过了三万件,“而往年最多一天也只能出货一万件左右”。

安徽人老王,是八角市场对面外运车场中某物流车队的队长,他的工作是负责将客商在市场上购买的八角运往火车站。他现在发愁的是,根本无车可调无人可用。在老王记忆中,到目前为止,他发过最大的一宗生意,是一次性地发往西安八个车皮的八角。“一个车皮能装58吨,你算算这个西安买家一次买了多少货,400多吨八角,这要多少人吃多少年?”老王问道。

“人家买八角肯定不是用来当调料的。”河北客商王毅然一边翻着略显潮湿的八角堆,一边解释,“以往调料最大的市场是山东与河北,但今年西安人来得特别多,甚至还有不少北京人。那做派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些做香料的,都是赚辛苦钱的小老板,住的是几十块一天的旅舍,吃的是大排档,人家来住的全是三星级酒店,看了货连价都不讲。”

在八角市场卖了多年八角的广西人冯开明同意王毅的意见:“这些人全是生面孔,而且肯定是没做过这行的,他们一来就是拿着笔在纺织袋上画上记号,然后数够包就行了,连货的品相都不会看,还是我们好心让他们雇几个做香料的打下手,免得进了劣等货。”

“他们都是做药的,我发出去的货,都是药厂和化工厂的,没一个是香料行的。”老王说。

从生产专供出口用八角的古龙镇,到梧州市,60公里的山路,广西八角联合会会长韦醒松每天需两个小时才能开车走完这段距离。

11月6日下午6点,在与本报记者一道由古龙回梧州的途中,韦醒松一共接听了13个电话,全部都是与八角收购有关。而此前当地一位政府官员向《第一财经日报》介绍:“韦醒松应该是全区存货最大的八角供应商了,他手上应该还有这个数。”他伸出了三个手指,暗指30万斤。

70年前,几株来自越南的优良八角树落户在了古龙山间,于是这里的农民便开始靠种植八角谋生。韦醒松在上中学时,每逢假期便带着收来的八角,去广州市等大城市贩卖,并结识了许多做海外市场的客户,目前经他手出口的八角占了中国总出口一成以上。

据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八角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排名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印度及中国香港,全球年出口总量在4000吨左右徘徊,欧美各国市场更不足百吨。“老外不吃这个,只有印度人和海外的华人把这个当调料用。八角的主要市场在国内,而这几年八角价钱掉得厉害,当年和我一起做八角生意的人,多数都赔得连一点货都不敢存了。”韦醒松说。

今年让韦醒松大量入货的原因,是突如其来的海外订单。“9月收获季节一到,一下子来了不少国外的新公司,以前都没打过交道的,却找我要八角,所以我今年就多收了些,没想到,紧跟着国内市场需求也大了起来,我才发现存货有点不够了。”问及具体的订单量,韦笑而不答,也是伸出了两个手指,“比以往多20倍”。

据本报记者在八角市场得到的某公司近两周货运单显示,此期间该公司共发出五万件货,其中发往西安地区的有三万件,但分属八个单位及个人,发往北京约一万件,分属三个单位,其他地区及市场一万件,分属二十个单位及个人。

“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大制药厂在收八角?是一家还是多家?”韦醒松说,“就算是一家在收,也会找不同的公司来收,一家单独吃进就会人为把价格搞起来,生意人不会这么干的。”

此前《华尔街日报》称,罗氏制药在囤积由八角中提取的莽草酸,据称该提取物可以用于制造抗禽流感药物“达菲”,但此说法遭到了罗氏及其供应商北京绿色金可生物公司的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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