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担心中国制定游戏规则 当不成亚洲地区领袖

来源:旺天下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5-11 11:51:39

张医生说,把回扣捐作善款,并不能说明他有多么高尚,“因为这些善款本身就不干净,都是带血的。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唤醒社会的良知。”

张医生,1955年生于安徽农村,1982年大学毕业,2000年在北京首都医科大学进修,2004年受聘安医大附院主任医师,在医院里是救治急诊和重症病人较多的专家之一。

但《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却让他一下子成为安医大附院关注的热门人物,备受争议,甚至被人骂为医院的“叛徒”。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署名“牛汉”(注:张医生)的来信,对安医大附院的医药回扣风进行了曝光。

这封标题为“医药回扣为何屡禁不止”的来信,列举了安医大附院种种回扣现象,触目惊心。比如,“开一张‘内皮素’化验单,病人交化验费60元,医生得回扣18元;开一张‘巨胞病毒抗体’,医生得回扣21元……”

这封来信被配上言论发表,在全国医疗界引发强烈震动,安医大附院更是炸开了锅。当时正值全国评选百佳医院,安医大附院作为参选单位正向全国展播。此文的刊发,当即引起卫生部门高度重视,并派员到该院调查。之后不久,安医大附院竞争百佳医院的努力宣告失败。

“我直接触及了医药回扣各环节——从领导、医生到药商的利益,当然招恨。”张医生说。

事实上,早在1996年,张医生就开始向纪检、卫生部门反映安医大附院的回扣问题,最初主要是反对医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要求医院领导改善医疗管理,方便病人就医。1998年10月,张医生又向安徽省卫生厅投诉医德医风问题,次月又向安徽省监察厅投诉……

但这些举报信不是没有下文,就是转了一圈又回到医院“自查自纠”,不了了之。

1999年年初,张医生投书《人民日报》,引起该报原群工部主任李有存的重视,并最终见报。张说,后来捐款时取名“李存田”,就是为了表达对李有存、许中田(《人民日报》社原社长)这两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敬意。

但安医大附院并不认为张医生当时反映的问题是事实,1999年3月,在医院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该院当时的纪委书记称,某人向媒体反映的问题,没有事实根据。

1999年4月,张医生又将回扣问题反映到了安徽省委有关领导处。之后不久,该省卫生厅两位负责同志和安徽医科大学领导分别找张谈了话,希望他不要再向上面反映问题了,“个人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与此同时,安医大附院两位领导也提出要登门拜访张医生,被张拒绝。

一来二去,在安医大附院一些领导眼里,张医生简直就是头“犟牛”,不知天高地厚,已无药可救。

不过,几年的沉潜,加上朋友的点拨,使张医生“聪明”起来,他精心收集了很多医药回扣的证据。张医生说,他收取回扣,就是为了收集证据,证明他所在医院的问题。

在张医生收集的证据中,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收取医药回扣的利益链条上,医生并不是“单独作战”,医院作为组织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医院内部,存在一个医药回扣网络系统,医生开了多少药,有专人统计处方,每个月底都按药物的种类打印出清单,然后提供给药商。”张医生说,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为药商发放回扣款提供依据;二是为药商送钱提供路径,以便药商找到处方医生“结算”。

张医生了解这个回扣网络,最先是从医药代表那里。2002年年初,张医生给其亲属看病,开了一些处方,但在交费时发现:明明是张医生开的处方,交费清单上的处方医生竟变成了“戚德如”。

后经张医生调查,医院里根本就没有“戚德如”这个人。其后,张医生开始留心,发现自己所开的每一张处方都打印着“戚德如”的名字。“这是医院专门编出来对付像我这样‘不可靠’的医生的,这些医生所开处方全部被计入‘戚德如’名下。这样,药商就找不到处方医生,回扣的事也就不会被我们发现了。”

1月8日,张医生向本报记者展示了其亲属的一张收费单据,这张收费544.8元的单据,上面标有“安医第一附院门急诊药房配方单”字样,处方医生为“戚德如”。本报记者在该医院调查时,接受采访的医生、护士均表示不知道“戚德如”这个医生。

事发后,经过和医院的理论,2003年2月,张医生所开处方得以恢复真名。次月的一个傍晚,张医生收到了他的“第一个信封”。

张医生表示,他是严格按照病人病情需要来开药的,一个月下来也有1000~2000元回扣。“在安医大附院,一般临床医生每月收取的药品回扣在1000~5000元之间,狠一点的医生,一个月超万元很容易。而医院极少数掌握药品进、销权的人,回扣只能用巨额来形容”。

1月9日,安医大附院一位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不相信他们医院有回扣问题,但也不排除个别素质低的医生会这样搞,但因无人举报,也无从查起,“因为这种事情比较隐蔽,我们也搞不清楚。”

1月16日上午10:38,记者联系到安医大附院院长朱启星,准备就张医生反映的问题向他求证,朱说:“我们办公室现在正在开会,你下午再给我打电话。”从2006年1月16日14:00~18:00,记者拨了10多次朱的办公室电话,均无人接听。

安徽地处华东腹地,属于经济欠发达省份,户籍人口6400多万,农业人口将近5000万,对于医药回扣的憎恶,民间尤甚。2004年4月,当地报纸《合肥晚报》与一家调查公司联合调查,合肥民众对医疗行业的满意度只有19.4%。

同样出生寒微的张医生由于工作的原因,曾亲眼目睹许多病人看不起病的痛楚。他认为,医疗沉疴,行业不正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有社会大环境的问题,更是体制原因,其中涉及卫生医疗行政管理部门、医院、药商、医保等方面,而医院和医生,恰是所有矛盾的交汇点。

从1996年反映医药回扣至今,张医生不断的投诉、举报、取证。“有很多次妥协机会,但我都放弃了。作为医生,我本该多学医术,全身心投入到治病救人的事业中去,但我却‘不务正业’,走上了一条反对医药回扣的路。”

“现在谈论值不值还为时过早,为了唤醒医生的良知,让普通老百姓能看得起病,我不怕走上祭坛。”1月9日,张医生站在安医大附院急诊小区已破旧的房屋外,表情复杂,话语铿锵,他头顶早已稀疏的几绺头发,在深冬寒风的吹拂下,一根根倒竖起来。

此时,在距离合肥1100多公里之遥的北京,国务院一份有关全国医改政策的文件,目前正向各方征求意见,将于近期公布。

这份名为《关于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决定》的文件,提出到2010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其细节张医生还不了解,但一幅医疗改革的纵深画卷,正在隆隆展开。

大约一个月前,一份国资委的文件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该文件透露了“国有大型企业管理层持股解禁”的信息,而就在去年4月,国资委还曾专门下文严禁此类举动。

在吉林省人民政府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这份文件的全称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560号)(以下简称《意见》)。

据知情人士透露,该《意见》由国资委起草,于2005年7月底上报国务院。其后又几经修改,并最终于2005年岁末推出。近日,国资委正在内部积极部署,并将于1月底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和推广文件精神。

“近几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比较严重,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也引发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大争论。决策层必然对这些争论要有回应。”国资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李曙光对此表示。

从《意见》的出台来看,国资委在肯定以往国企改革方向的基础上,表现出继续推进国企改革的决心,同时又在细节上设定了更多规范和限制。

值得关注的是,短短半年多时间,国资委的态度为何会转变如此之快?在国企改制暴露出种种问题、并由“郎顾之争”而引起持续两年的全社会大辩论的背景下,为国有大型企业管理层持股解禁是否会引来更多的争议?

与以往政策相比,该《意见》的最大突破点在于第五条“严格控制企业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持股”。

该条第2款称:“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实施改制,应严格控制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本企业的股权。为探索实施激励与约束机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凡通过公开招聘、企业内部竞争上岗等方式竞聘上岗或对企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管理层成员,可通过增资扩股持有本企业股权,但管理层的持股总量不得达到控股或相对控股数量。”

尽管加了“严格控制”的字眼,但解禁的意味已是不言而喻。尽管如此,管理层购买大型国企的存量股本,仍处于锁定状态。同时,“不得达到控股或相对控股数量”,又意味着不是MBO(管理层收购)。但《意见》究竟是股权激励还是转让股权,还不清楚。“既不是MBO,又不是奖励,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混合物。”曾任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司司长、百慧勤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管维立说。

尽管只是开了个口子,上海荣正投资咨询公司总裁郑培敏对《意见》的出台,仍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他说:“有一家企业(管理层)想做增量持股,过去政策还没有明确,便一直不敢做。现在文件要下来了,我可以打电话告诉他们可以做了。”

像上海荣正这样为国有企业改制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不在少数,他们透过《意见》中严格的限制性语句,仍旧嗅出其中的“商机”。他们大多渴望将自己的客户群从中小企业拓展到大型国有企业,而中小型国有企业的MBO(管理层收购)早已放行。

大型国企包括央企和地方大型国企,李曙光认为,这个文件主要是规范地方的大型国企,而不是规范中央直属企业。对后者目前没有多大现实意义。后者应该不会很快改制,目前主要是进行合并。虽然这169家央企中也有亏损比较严重的,也有可能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但这只是选择之一,能走多远还是未知数。

根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去年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所言,目前,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是138000户,中央企业是169户,每年减少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概是4000户到5000户。

由中小国企占国企总量的98%来计算,地方大型国企的数量应该在2500户左右。

在采访中,很多专家都对大型国企是否需要推行管理层持股的激励政策表示质疑。

“当前国企的利润主要来自垄断行业以及资源行业,而不是来自经营改善带来的业绩提升。”管维立坚持认为,外界普遍夸大了大型国企需要激励机制这个问题。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则表示:“大型国企按照划分标准,总资产3亿以上,净资产上亿,管理层能有多少钱去做增量持股呢?”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国资委对于大型国企的股权转让一直持审慎态度。而这与近年来对于国企改革的全社会反思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自2004年8月开始,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指责许多中国企业管理层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为开端,一场激烈的社会大论战就此展开,并持续至今。

作为对这场论战的回应,当年9月,国资委以国资委研究室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该文章指出,推进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必须坚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方向,重要的企业由国有资本控股。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是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这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利于建立市场化配置经营管理者的机制,不利于维护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与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相符合。

在此一个月后,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公开发表讲话再次强调,央企、国有上市公司不宜MBO,并且首次提出,地方大型国企不宜MBO。

去年4月11日,国资委出台《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再次强调,“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及所属从事该大型企业主营业务的重要全资或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和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不向管理层转让”。

但时隔半年之后,此次《意见》的出台却出人意料地为大型国企管理层持股开了禁,虽然这不是MBO。其原因为何?

“这两年国有企业改制进程很快,各地政府有很多自我创新,总之是加快国有企业改制进程,泥沙俱下肯定会引发很多问题。作为国资委,如果不拿出一些东西出来,面对一些问题就会比较被动,其用意是试图解决各个地方在国有企业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国资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李曙光分析说。

也许正是因为各地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层持股已愈演愈烈,才催生了这份解禁与加强规范的《意见》。

其实早在去年下半年,一些省市就已制定出国企管理层可以增量持股的规定。

如去年8月,辽宁省出台《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意见》,规定“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除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另有规定外,管理层(企业负责人以及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可以增量持有本企业股权”。

同时,于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的新版公司法第143条更是规定,上市公司可以回购股份用于奖励给本公司员工。既然法律规定可以将股份奖励给员工,员工掏钱购买股份也应为法之所许。法律的变革使得禁止管理层持股的坚冰进一步松动。

国资委曾经出台的涉及国有产权转让的政策主要有业内统称的“96号文”和“3号令”,即2003年11月和12月分别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但“96号文”和“3号令”对于国有产权转让程序仅有粗线条的勾勒,业内共识缺乏有效操作性。

此次《意见》增添了很多管理层持股的限制条件。如规定了回避制度,即管理层成员拟通过增资扩股持有企业股权的,不得参与制订改制方案、确定国有产权折股价等重大事项;规定了市场禁入制度,如对于经审计认定对改制企业经营业绩下降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无法提供持股资金来源合法相关证明的人员,都不能通过增资扩股持有改制企业的股权;不能聘请同一家律师事务所既提供审计又提供咨询。

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意见》还对减值准备作出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必须由会计师事务所逐笔逐项审核并出具专项意见,与审计报告一并提交国有产权持有单位作为改制方案依据,其中不合理的减值准备应予调整。”

《意见》在保障员工权益方面也更加严格,如改制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并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及时向广大职工群众公布;职工安置方案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企业方可实施改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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